狂  歌  入  万  山

——记  严  重

刘  其  农

严重一九一九年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与邓演达同赴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被任为黄埠军校学生总队长。大革命前夕，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补充师师长、第二十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出师北伐，在严东关一役，力挫孙传芳，战功卓著。“四一二”政变后，他遁迹杭州。八月，蒋介石下野，严氏复出，历任南京政府军政厅长、湖北民政厅长。后因愤恨蒋介石所为，乃退居庐山，躬耕治学，著书立说，针砭时弊。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严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从事抗日救亡。终因积劳成疾而辞世。

作者刘其农是严重的老部下。严重任国民军第一补充师师长，刘在该师政治部襄办编辑工作；严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时，刘在该师六十三团助理政治工作。一九二七年冬，严重出任湖北民政厅长，刘亦随往该厅；至严氏退居庐山，刘乃代为照顾家属。

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县人，一九九二年生。早年随父宦游江西，研习经史，于文信国、谢叠山备致推崇。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政府日趋腐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之际。在此内忧外患纷起迭乘的情况下，他常感抑郁，抚膺长叹，亟思有以挽救。

一九一九年，严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与同班挚友邓演达相偕过海南浮，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援闽粤军，许身民主革命，与廖仲恺、熊雄诸友好时相过从，纵论民生疾苦和当时革命的形势，深为相契，成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旋并同时赞襄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被任为该校学生队总队长（邓演达被任为该校的教育长），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尤着意于“身教”。在该校群众性的组织活动中，深受学生爱戴。每逢民主选举，严氏所得选票往往超越该校校长蒋介石所得票数，为蒋氏所嫉视，不久即被以广东国民政府训练处处长的名义，调离黄埔军校。大革命前夕，复被调任为人员不足、装备窳乏的国民革命军第一补充师师长。先是，我因乡友熊敦之介，谒见严氏（熊为黄埔一期学生）——尔时熊将我所主编的《赣水周刊》(该周刊为陈奇涵等在粤组成的“旅粤江西革命青年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介诸严氏。严氏派我在第一补充师政治部襄办编辑工作。到一年二六年秋北伐进军时，第一补充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严复征得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的同意，继续派我在该师以陈诚为团长的第六十三团助理政治工作。北伐军誓师前夕，驻军广州东郊，与严氏接触较频。他经常对我晓以革命大义，立身大节，循循善诱，亲若家人。某日晚餐后，我与友人陈之琦同往谒见，谈及总司令蒋氏的阴狠，戴季陶的阿谀时，严慨然称述谭复生“秦政、大盗”之说。（谭氏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盖于蒋氏逆迹日著时，深恶而痛嫉之也！

一九二六年冬，二十一师参加北伐，进军上饶时，（该师隶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追击敌人，挥戈东进，逾怀玉山，与孙传芳部劲旅白宝山、郑俊彦等部几度激战于龙游、桐庐、严东关之间。敌人兵力数倍于我，且据险死守。严东关一役，严氏亲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血战数昼夜，重创顽敌。旋即协同友军，直薄苏、杭，给敌军以沉重之打击，迫使孙传芳放弃其负隅江浙的企图，从而一蹶不可复振，为北伐军底定东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九二七年春，二十一师进驻苏州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弥漫东南，革命力量，为之顿挫。严氏目击心伤，急流勇退，当即派我会同师部副官陈淡园等，将在杭州法相寺营建的二十一师北伐阵亡烈士陵墓催办竣工，并将师长军职交由陈诚暂代，在茔地林麓间养晦待时。——尔时我已随同辞离了六十三团的政工职务。适又有“分治合作”之说，蒋介石于这年(一九二七)八月间一度被迫“下野”，严氏又复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厅厅长，寻又于是年冬调任湖北民政厅长；我亦随同严氏在该厅工作。

当时的武汉，实质上已浸渐成为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人的割据范围。惟严氏与财长张难先、建长石瑛既无以自拔，又不甘同流合污而被称为“湖北三怪”。严氏此际，更对个人出路满怀抑郁，矛盾重重，基至徬徨中宵，无刻不萦念于改弦更张之道。

但视武汉为“禁脔”的桂系军阀，更处心积虑，亟图把彼辈在广西搞过的所谓“自治、自养、自保”那套货色，在两湖如法炮制，以维系、扩张其在湘鄂地区的基层力量，并利用严氏在广大群众中的声望，于一九二八年夏在民政厅系统下筹办起一个“训政讲习班”，唱出所谓“地方自治”的腔调。严氏终于毅然摆脱湖北民政厅长及训政班主任等职务，于这年冬退处江西庐山，筑室太乙峰下，榜其居曰“劬园”，布衣藜藿，同樵子、农夫生活在一起；垦山种地之余，时与邓演达及一些爱国反蒋的门生故旧，往返邮书，商讨拯救艰危之道。他在从庐山给我的手书中，对某些闻风参加训政班的青年引咎自憾，认为“这是我造祸桑邦的又一罪孽”，并慨叹于“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大声疾呼：“秦并六合，已见其端！”

严氏既毅然引退，桂系党羽仍复使用种种羁縻手段，一再指使其羽翼潘宜之等人，“恳切挽留”。有一天，潘谀媚地代严向“两湖赈济委员会”领取所谓特别办公费六百元，登门送致。严氏当即厉色峻拒说：“这样下去，势将形成赈济两湖委员们的赈济会了!”潘仍然狡黠地续称：“公如拒收，将置其他各委员的面子于何地?”严乃暂为收受，随即振笔疾书了一张“捐两湖赈济委员会六百元”的纸条，连同这六百元，交由庶务股长胡协南送回该会。其洁身不苟、大率如此。

一九三〇年春，邓演达自欧洲归国，酝酿有年以复兴中国革命，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为号召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组成，严氏积极赞助，不遗余力。尔时，领袖欲旺盛的汪精卫既被蒋介石排斥失宠，而公开拉拢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正式打出反蒋的旗帜，于这年初夏，在徐、埠、开封地区，展开了中原大战。蒋介石虽已部署了十八军罗卓英等部队驻守苏北、鲁南、豫东各处，从事防堵，但仍妄图利用严氏在军政等方面的宿望，出任对抗冯阎的军事总指挥，而秘密派遣陈诚率同其副官长肖乾潜赴武昌，敦劝严氏出山。严氏婉辞谢绝，并于送走陈诚、萧乾之翌日，即将其寓（严氏当时恰由庐山回武昌的私寓探视病妻)——武昌延望街38号用青砖石灰堵塞大门，以示“人去楼空”，仅从其墙北邻屋毗连处凿一小口为必要的交通所需、而为一般外界所不易觉察者！其“社门”方式，一时传为美谈；但瞰隙来扰的蒋氏爪牙、佳系政客、并不因此而绝迹，遂愤然弃置妻、子，只身复遁匡庐，垦山种地，隐姓埋名(自称“劬丁”)，而嘱我挈妇将雏由原住武昌豹头堤乃兄严治卿寓所迁住延望街38号，就近代为照料其妻、子。尔时严的弱妻杨夫人固疾病侵寻，独子八哥(学名善明)尚在襁褓，乃兄严庄，恰经商四方，乃弟严正亦于役军旅也！

严氏躬耕于庐山时，习劳之余，辄复与远道来访的门生故旧，讲学论政。一九二九年秋，我主编文艺刊物《山雨》 ，因所谓“赤化”而晋山避祸。行次“含鄱口”时大雨滂沱，衣服尽湿。严氏亲为料理，慰语频频，情同手足，并谓“汝来正好、此间垦山得助。”既又喟然双曰“国难方殷，生民颠连，如火益热，如水益深！余实迫处此，盖求道也！道者何? 路也!”

环顾室内，则见严氏大张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电！”等壁贴，和“千溪潺湲百峰嶈、岳峙泉流万古长。博大雄奇皮相耳，乾坤浩气此中藏”，“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隐居求志，言可寡尤、行可寡悔、独善其身”等屏联。

九一八事变前夕，严的大兄治卿(严庄)嘱我代函探询是否同意下山，或由他伴送杨夫人、八哥赴山、共度晨夕？严氏克日复函，恳切叮咛：“匈奴未灭不言家”；婉言“庐山入秋以来气候，更非病妻弱子之所宜”，并谓“日寇侵华、迫在眉睫，故骑南犯之日，当即我辈为国效命之时！”当时严氏仍无意下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邓演达因反对蒋政权的反动统治被蒋介石囚杀之耗传到庐山时，严氏悲愤填膺，颤声咏诵：“痛哭到千古，狂歌入万山”之句，同时直接间接，对门生故旧揭露、谴责蒋介石篡夺革命，诛锄异己的狠毒行为。

一九三九年，东南半壁，大部沦陷，民族危机，更趋紧迫。严氏激于爱国义愤，“知其不可为而为”，重为冯妇——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在组织军民力量，积极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心力交瘁，于一九四四年夏季患病，逝于鄂西恩施。

一九八三年春

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〇〇辑，第294～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