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杰”的片段回忆

丁超口述

我同三位老前辈（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在二十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过一些接触。对这三位老人，我一直是敬佩的。二九四二年我任湖北省立联中宣鹤分校校长后，我与严老同在这个学校共过事。石老、张老我还是在二十年代，在南京拜见过。石老当时是南京市市长。张老在南京任国民党铨叙部长，他还接我到他家去玩过。三位老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他们热爱祖国，关怀青年，比一般人都突出。抗日时期，许多大学随政府迁移，但中学几乎都没有随军后撤；只有湖北的中等以上学校，不分公立与私立，一律随省府西迁到鄂西。三老在武汉撤退时，建议成立湖北联中，实行公费制、这对挽

救流亡学生不受日寇蹂躏，得以继续上学，确实是当年湖北的德政。

一九三八年我到武汉参加暑期讲习——中央训练团受训，全省中学以上教师集中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学习。当时，武汉局势紧张，敌机日夜轰炸。训练结束，我回恩施，听说要成立湖北联中，是严老坚持要把湖北中学生一起带到后方，不能让他们流落无依。要把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后撤，学生上万，组织搬迁、旅途安排、新建校舍、安定生活，件件都是大事。严老那时是湖北省代主席，他把学校西迁纳入省府西迁的重要议事日程。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搬迁路费，全由政府按人发给。在当时国土沦丧，财政收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保证联中师生安全转移，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三老”为了关怀青年，全力

以赴，对联中转移的必要开支，是未打折扣的。因此，不到三个月时间，联中师生安全到达了各自的目的地。“三老”重视教育，培植青年，至今还为有识人士所称道。

石瑛先生卸去湖北省建设厅长公职后，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常年驻恩施。后陈诚于一九四口年亲自回鄂主政，陈诚曾问过石老：“恩施共产党地下活动厉害，用什么方式处理为宜？”石老慷慨激昂地说：“人各有志，有的是年轻无知，对他们只能教育，再不能镇压了，这是保存湖北青年元气的问题。”事后，陈诚虽未采纳石老的建议，但这足以看出石老在当时是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策的，也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是极端爱护的。说到这里，在大革命时期石老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武汉，一九二七年我考入武汉工人教师讲习所，奉党政之命，参加第二次北伐。那时，我的

身份是共青团员、学生代表，我们以工会、妇联、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名义，组成宣传团，设有一车厢作为宣传阵地，乘火车到郑州会师。红日桥叛变，我们乘座的列车被“红枪会”打得一塌糊涂。我留在驻马店，在当地领导青年，进行宣传活动。不料这时汪精卫在武汉叛变了，武汉政府成了反动政府，我们只好转入地下活动。我从豫南回到武汉，随即被逮捕。那时石老是湖北省财政厅长。我被捕前住在老师李信晟(武高师的教授)家里，李教授与石老同在英国留学，是老相识。李教授晚年得了半身不遂的病，我读高中与李老师结识，经常侍候

照应他老人家，他把我视同亲儿子一样，我也把他作为我的第二个家长。我在被捕前与李老师谈过。如果我出去三天不回来，说明我被捕了。”果然，这次离开李老师家，已有四五天未回家了，于是李老师叫他的儿子去告诉石老说：“我父亲最落欢的一个学生被逮捕了，请您设法营救。”石老得息，马上打电话问胡宗铎、陶军(胡、陶是当时主宰湖北的大军阀)。有没有丁超这个人被捕？胡、陶查问后回话说，有这个人。石老说：“他被捕有无确凿罪证，如无确证，你们就把他留下来，予以释放！”，果然，就在当天我脱了险。当时在武汉的清党大屠杀，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我能幸存活到今日，当永远感激石老的救命之恩。

石老秉性刚直，见危救人，敢云人所不敢云，即使有忤当道意愿，他还是仗义直言。他在湖北省临参议会议长任内？省六高中校长(建始三里坝高中)郑万选(字荛夫)因毕业生暑期集训，陈诚亲自点名，该校有四十多名学生未到，陈便大发雷霆，诬指郑校长伪造空额名单，冒领学生公费。当众宣布：“建始高中校长郑荛夫胆子真大，送来的学生缺四十多人，这不是校长吃空缺，还有什么理由解释？”当时，大家想，每当陈主席在大会上宣布罪名，接踵而至的便是“杀人！”郑校长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参议会找石老，说：“上报学生名额确有人在，由于他们各自的家长，大都在重庆，毕业后，不愿留湖北作为“计划教育”分配在省内上大学，要到重庆去报考较好的国立大学。我未叫他们去，他们去也不向我辞行。这些学生都在，都可逐一查证。现陈主席说我‘吃空’，我真有冤难伸。”石老当即电告陈主席，建始高中郑校长贪污吃空一案，要把事实查清楚，防止在盛怒之下，错杀了人。于是陈诚组成庞大的调查团，先到学校查访有无这批学生，然后再到重庆去对口，最后使郑校长得免于无罪之诛。

石老从政，一惯关心生产。他来恩施后，在红庙办过一个工厂。他的建设厅长卸任后，就靠这个厂的股息收入度日。当年在恩施，他家的人来客往很频繁，生活十分简朴。由于石老对我有过“救命之恩”，他到恩施后，我曾专程看望过他。

严立三先生，在代主席任内，每到各地视察，只带一个通迅员，配一匹马，这马是驮行李用的。每到一地自己先找好栈房、旅舍，吃饭后，然后再到区公所、乡公所，不受任何日接待。为人谨严，作风廉洁，这些是很多当官的人难以办到的。

陈诚回鄂后，严先生决定不当代理主席了，陈对严老说：“六战区的事多得很，您还要代。”严老说：“你是主席，你回来了，我再不代了。”又说:“我长期代这代那，那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他要求陈诚给他一团人，带到宣恩晒坪去垦荒，准备在那儿打游击战(如果时局继续恶化的话)。直到鄂西大捷后，看来日寇打不进恩施，他这才将这一团人仍然还给湖北省的保安处。

严先生在宣恩时，从不干涉地方政治。一九四二年我担任宣鹤联中校长，他就驻在宣恩，我到任时，他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去了。刚开学，我得病住了医院。九月，严老自重庆归来，听说我病了，亲自来学校看我。他告诫我说：“教育是大事，比你原在省干训团当训练干事更重要，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将来有机会，

我来宣中给你帮忙。” 这是我对严老最初的接触。

大约是这年的秋天，左铎来宣恩视察(左是省训团教育长，找的老上级)，到学校来看我。我问左教育长：“您怎么有时间来宜恩?”左说：“我是视察鹤峰，路过宣恩，有桩事要托付你：严先生到现在的粮食问题还未落实。”那时是战时状态，恩施人口増多，全靠陈诚从湖南调粮，供给职工、公教人员！其他的居民享受不到平价供应粮。宣恩田粮处长与左铎对严先生说：“严先生您是代主席，应该吃原来吃的供应粮。”严却婉言拒绝：“我现在没‘代’了，有什么理由还要吃供应粮呢? 我是中央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现在到了省和地方，怎能逾格享受呢？地方有供应的我不要，没有供应，我更不要什么照顾。”当时，我对宣恩田粮处长陈襄新说：“要给，我帮忙。”他说：“那好，你就大胆聘严先生当教员，当教员的有口粮吃。”我们一道带了聘书，到严老家中去。当严老接到宣恩中学的聘书时，对我们说：你们太客气了，你在聘书上填上(义务)二字，因为我已享受参政员的待遇了，如果不当参政员了，到学校来教书，你一份也不会少给我的。”左铎事先买了包烟揣在衣袖里，见了严先生，把烟拿出来说：“这是给你老的啊！”严先生还是坚持不受。我感到好奇怪！后来左铎告诉我：“严先生老规矩，如果你带的东西多了，他会严词批评你，你拿这么多的钱请客送礼，钱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每个学生去见他，只带瓶把酒或者一包烟，表示问候之意。”他教过的学生大都是高官要职，对待严先生的清廉作风，都是钦佩不已的。

第二天，严老接我们到他家去吃饭，只杀了一只鸡，炖了鸡汤，其馀是四盘小菜，这算是他老人家待客的盛筵。平时他吃得省俭，小菜、酸菜成为家常。

严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代课，我给家里人说：严先生第一次来上课，不知过早没有，简单的下碗面条弄点猪肝作汤，请他来过早。我去接他，他却严肃而和悦地说：“你莫管我，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我上课之后，没吃饭，会自己弄饭吃，这些客套，朝夕相处，今后免了。”以后学校请老师，他总在请贴上批一个“多请一位老师”，他总是不来。但是每当全体教师联欢聚餐，只要获得通知，他都准时参加。老师们都感到严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严先生如果要办理什么事，他来到了你家，烟不吃，酒不喝。他说：“我是来办事的。”一九四三年暑假后开学，我们照例造报职工眷属口粮供应名册，我把严先生的名字也造报上，叫人送到他那儿去，他说：莫忙着，待问清楚了，再签名。”后来他来问我“教职工造报粮册，我是义务教员，怎么把我的名字也造上了呢？我不能领这份粮。”我说：“是县政府投的，发的是教育粮。” 他说：“那不行，人家会骂我严立三不要脸，从中央吃到省，而且吃到你们教育上来了。”我反复劝解他老人家说：“您不是一家，您有两家人(严的哥哥一家，也迁住宣恩)没有粮吃是个大问题，黑市粮价飞涨，不能挨饿啊！”他说“粮食本来是生活必需品，但不该得的得了，我宁可断炊，也不作这号事。”我说：“那您自己想个办法，怎能得到粮食吃?”他略有所思，，想了一会才提出：“我武昌太东门有一份房产，红契约纸带出来了，我将这份契约拿来放在宣中作抵，俟河山还我之日，东归武汉，变卖这份产业，了清今日积下的这笔粮债。”结果，我们商量，照严老的意见办，把他的那份红契由学校保管好，让他先借粮吃。就这样才算解决了他老人家的口粮问题。

在宣中，有一次学校分柴禾，县府给学校划的有柴山，学生烧的由学生自己搬，教职工的柴禾由学校请工人砍了再搬回来，职工照出工资，不出柴钱。照例给每个职工送上门，因而给严也送去了一份。他说：“我是义务教员，怎能要这份柴禾呢？”我说：“我们大家出了钱，请工砍，请工送”。他说：“这我不能收，柴禾要烧，雇请人工砍伐搬运是对的，但山本钱要出啊！”我说：“您出山本就出山本吧，您应给伍元山本费。”于是他叫他的公子严善明送伍元钱到我家里来，并嘱咐小孩：“如果不收，你就从早到晚莫回来呀!”当时，我看到他家的确困难，我偷偷地给小孩讲：“你回去把钱给到你妈妈手里，千万莫作声，就说钱我已经收下了。”

是年秋，有一次，严老来向我请假，我问他老人家有什么事？他说：“湖北三青团要朱怀冰担任三青团主任，中央来电要我去监誓朱的就职礼，须到恩施去一下，课耽误了，我回来照补，时间不会长，这是我的义务，我不能不去。”我说：“您过于客气，您去吧。”严老监誓归来，县里通知我们到椒园接严老，他一见面就微笑着说：“你们太客气了，大家都有事，我一个人来去，常来常往，不是什么稀奇事，何必起动大家呢？”我们说：“还有十五里地，路难走、我们雇请有滑杆、牲口，您爱用什么都可以。”他说：“你们莫管我，大家都是步行来的，我们都步行回去。”于是他老人家把马褂、长袍都脱了，跟我们大伙一道，且走且谈，精神健旺。遗憾的是，由于严老在路途身体出了汗，从此就得了伤风感冒病，而且病情愈来愈厉害。县里马上通知卫生处、湖北省立医院杨院长来学校给严老看病，他对杨院长说：“你是全院的院长，医院病人多，应对住院病人多花精力，我一人在宣恩，怎么能劳你的驾！还是快点回去，你不走，我就不吃药，多你非走不可。”杨院长走时告诉我，说严老的病由伤风感冒已发展为支气管炎和肺炎了，加之胃病复发病情确实严重。第二次，卫生局长陆镜澄、杨院长又来宣中，严老仍固执前意，说他们不该来。大家说：“您的病情转重了，您若怕我们耽误了其他病人，那你就给我们方便，请你到恩施沙湾，省医院去住院治疗。”严老同意上恩施住院。可住院后，病情更加恶化，肺炎更重了。不久，噩耗自恩施传来，严老与世长辞。我校全体师生，悲恸万分，怀念严老人品，高风亮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湖北省组成的严老治丧委员会，通知我校派代表到恩施龙洞去开追悼会。秉承严老遗训“节约办丧事”，所有各机关的挽联一律用信纸信封写，不用条幅，更不用布或绸子写。严老临终前，还在宣恩中学义务任教，学校决定校长带领教师代表一人，学生代表一部分，前往恩施龙洞为严老守丧护灵。学生代表用童子军组织形式，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小分队，带好露宿在野外的帐蓬，整整齐齐到恩施。去后，看到严老灵堂设在龙洞庙内，各机关、单位的唁电、挽联都贴在墙上，全都是用信纸写的。治丧委员会，一看到宣中学生，远道而来，含悲地说：“这是严老最后的一批学生！严老一生没有官气，走到那里，只带个通迅员，你们今天来了，护丧守灵任务，由你们学校童子军小队担任，崇尚节约，一切活动从简。”我校师生受到这样光荣而又重要的付托，敬虔举哀，象孝子守灵一样，三天三夜轮流守护，直到严老埋葬后，我们才回学校。

在护灵期间，我们没有看到花圈、祭幛，也没举行大的追悼会，悼词、祭文有，在灵堂内，未明确宣布严老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没有公祭形式，悼念人员随到随走，三三两两，去的去，来的来，形式普通，但各自含悲忍泣，哀恸不已。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灵柩移回武汉归葬，都是他生前的学生、老友为之赙赠而迁复的，复员后，严老生前在汉的遗产，除留一部分给其家属外，剩下的全部捐送省图书馆作买书用，一生简朴，克己奉公，可称无愧！

张难先先生，我记得他来宣恩不久，在他住处的门口屋檐板上，撰有“耻庐”二字。人家问他，是什么寓意，他说：“我到鄂西来，不是鄂西人请我来的，更不是他们欢迎我来的，而是日本鬼子把我赶来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苟活偷生，难道还不感到羞耻吗！？”他老人家在宣恩长潭河一带，办过“耻庐”识字班，与当地群众往来密切，由于我未亲自见闻，因此也就难以说详尽。

总之，三位老人，生前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关心民间疾苦，一生刚正清廉，晚年流亡恩施、宣恩，虽是闲居度日，但仍以国事为念，一代人风，不愧为湖北知名的爱国老人。

 (吴国顺、税世惠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