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0日，一个注定要被我铭记的日子。上午九时五十分，我从图书馆出来，准备去对面的文科楼听一位师姐的博士答辩，答辩地点设在文科楼二楼俗文化所会议室。刚要进去，就见一平素极为尊敬的老师从旁边办公室出来，他看到我，还未等我打招呼，就对我说：“知道了吗？刘黎明老师走了！早晨走的！”听到这句话，我登时愣在那里，同时无意识的喊出一句：“什么？”那位老师不理会我的失态，继续向前走去，转过头的一刹那我发现他的眼圈是红肿的。

我不知到底在原地愣了多久，神定之后竟然出奇的淡定，没有流泪，只是再没有心情听接下来的答辩，迅速地下楼取自行车，同时打电话给导师确认消息，导师的电话很久才通，其实在占线的一刹那，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回到宿舍，打开电脑，恢复了已经关闭很久的“人人”，看到导师发的状态“阿明兄，安息……”，虽然时间不长，却已有很多转载和评论。我没有在“人人”上驻足，而是打开一家购书网站，将上面卖的刘老师的著作悉数买进，说不好这是什么情绪使然，总觉得买完后内心能得到些许安宁。

我与刘老师完全算不上熟悉，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他并不“认识”我。翻看三年来的日记和短信，已经淡忘的往事又一件件回现：

2010年10月11日，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导师。上午十点，在文科楼古代文学教研室，一见面导师就给我一张A4纸，上面有她的联系方式和中文系几位老师的博客，在向我说明的同时特别提到教研室一位传奇式人物——刘黎明老师。正说着，门前突然出现一位中年男子，穿着一件旧西装却没打领带，背着一个颇为破旧的皮包，简直像一位收电费的大叔。导师见到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刘黎明老师！”我听后连忙起身，一边行礼一边问老师好。谁想刘老师丝毫不理会我，开始和我的导师说话，说话内容已记不得，只记得最后导师说中午她请一些学生吃饭，问他是否参加？当时刘老师的回答是：“我不去，我讨厌他们！”随即就离开了。那天中午导师请客带上了我，由于刘老师“讨厌”那些学生，也使我错过了和他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2011年6月21日，同样是上午十点，在文科楼古代文学教研室，导师给我和吕师姐讲授本学期“文学文献学”的最后一讲。其间谈到读书要富有怀疑精神，举了刘老师《读不懂，很高兴》一文为例。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刘老师又出现在门前，衣服虽已换成了夏装，那个破旧的皮包却仍背在身上。这一次谈话的内容倒是记得，刘老师先是夸赞导师敬业，休息时间还为学生上课，奉承完之后便进入主题，索要一元钱作为当日的“开窗费”（刘老师称八点多钟他到教研室看书，期间打开窗户通风，之后我们在此上课，理应付给他开窗费）。导师似乎对这一套早已习惯，敷衍过后又邀刘老师中午一块儿吃饭，这一次貌似没有令他“讨厌”的学生，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吃饭地点在校内的红瓦宾馆，一共五人，除去导师、刘老师、吕师姐和我以外，又临时邀来黄老师。席间，导师向刘老师介绍我：

“他是我指导的2010级基地班的本科生，是学校招来的‘双特生’……”。

刘老师：“我最讨厌好学生！”

导师：“他可不是好学生……”

刘老师：“臭狗屎……”

我：“下学期我要修您开设的‘中国文学’课……”

刘老师：“不要选我的课，我会给你不及格的……”

这样的对话很难让我有下文，于是那次我只顾闷头吃饭，不再和刘老师说话。席间只记得刘老师说到他主张全盘西化，并且非常讨厌古代文化，还用周予同先生的比喻，把古代文化当作尸体，称就如法医是爱解剖尸体这个职业，而不是爱尸体本身一样，自己爱的是读书，而不是书里的古代文化。听到这话，我简直要喷饭，我是尊奉钱宾四先生，主张“温情与敬意”的。对于刘老师这套观点，完全不能认同。更加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刘老师竟说是用周予同先生的比喻，将古代文化比作尸体。周先生这个比喻见于他的《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一文，收在朱维铮先生主编《周予同经学史论集》中。这篇文章我之前读到过，之所以如此说，带有周先生极大的现实关怀，自以为绝不能像刘老师那样理解。若换了旁人，我早就站起来反驳，但因为之前的那段对话，我硬生生的把想说的话又咽下去，生怕再招来刘老师的“惊人之语”。饭后，刘老师要求同导师一块儿坐公交车回家，目的是让导师刷公交卡，我则坐校车返回新校区。这就是我第二次见刘老师，从此算是认识了。

2011年9月6日，第一次上刘老师的“中国文学—1”。不得不说，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大学上过的最为曲折的一门课。首先刘老师为了不给“基地班”上课，去教务处费尽心机地调课。这样用心的结果是，我作为基地班的学生，想选上刘老师的课，要先退掉汉语言文学基地班已经预设的两门必修课，再选上同样两门汉语言文学的必修课，同时还要退掉自己的一门选修课。不管多么麻烦，最后还是选上了。那天走进教室，刘老师正在讲台前站着，我经过他身边时，没有打招呼，一脸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就找了个前排的位置坐下读《文选》。过了没一会儿，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一个手机，我当时吓了一跳，抬头看，只见刘老师拿着手机恶狠狠地盯着我，嘴里说道：“接电话，王红（我导师的名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拿过电话，刚开始导师也是一团雾水，还以为我是某某研究生同学跑去听刘老师的课，听到是我，简直被刘老师的无理取闹气疯了，说了两句就挂了电话。接下来，刘老师又开始赶我，一边赶一边说：

“快走！我不让你听我的课！”

我：“刘老师，我已经选上您的课了……”

刘老师：“你是基地班的，怎么会选上我的课？”

我：“我换的……”

刘老师：“你换也没有用，你是一定不会及格的！”

我：“及不及格没关系，听听就好……”

刘老师：“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就这样，由于我的“厚颜无耻”，刘老师不让我听课的计划破产了。开始几周，每次我去上课他都要强调我不会及格的，同样，都被我呵呵一笑混过去了。后来，他可能被我的“厚颜无耻”击败了，便不再理我。记得后来又和我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在课前，我虽然知道刘老师不回答同学的问题，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前请教，于是有了如下对话：

我：“刘老师，能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

刘老师：“不可以！”

我：“与您讲课无关的问题呢？”

刘老师：“不可以！”

我：“……”

刘老师：（看了看手表）“我跟你说一分钟，我不是针对你，我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还有我不反对学校的特招，但是我认为特招进来的学生入学后就应该和别的学生享受同样的待遇……”

我：“……”

第二次，是在上课中，刘老师让下面的同学谈谈对某问题的看法，我见下面迟迟没有人响应，便举了手。刘老师看到后，又恶狠狠地瞪着我说：“我不让你说！”我只能淡淡一笑，虽不在乎，但也只能默默地把手放下。

上刘老师的课，最大的感受就是“颠覆”，他上课经常说：“下面我讲的东西就要把你们的传统观念颠覆掉，然后我会再把我自己讲的颠覆掉，最后你们会发现自己不知道了。”就这样刘老师不断地颠覆着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他能把《周易》讲成歌谣，能把《诗经》讲成挽歌，能把被扣上“爱国主义”帽子的屈原讲成楚国的不忠之士……无论讲什么，对我而言都是极大的触动，因为这些内容之前都闻所未闻，有些看似荒诞，一时间却也反驳不了。刘老师上课也从不要我们信他所说，在他而言，最好的效果就是到最后我们开始不知道答案了。为此，他给我们讲过一件事，说曾经有一个学生对他说，在听完他讲的内容之后还是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是对的。刘老师听后大加赞赏，对那个学生说：“当你坚守A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还有一个B，所以那时候你是在盲从；如今当你知道相反的B时你还是选择你原来的，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在盲从了。”如今，面对刘老师讲的一些内容，我也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但经过几年的沉淀，我已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一听到不同的观点就与人争辩，更不会傻到对待问题去追求所谓的“标准答案”。细细思量，这种转变很大程度受惠于刘老师当年的“颠覆”。

上刘老师的课，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逃课”。他上课经常说：“你们要学会逃课，在我看来逃课而不泡在网上是好的，你们来这里上课只能证明你们爱上课，而不能证明你们爱读书。”每次刘老师一说到逃课自然而然就会转向读书，他虽然反感我们乐此不疲地上课，却常常不遗余力地教育我们读书。为此常常说：“你们可以不喜欢古代文学，但是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喜欢，那就是读书”，“教你们的老师和你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在你们这个年龄都在疯狂地读书，而不是像你们一样去上课”。为了给他主张的“逃课”寻找理论根据，他还举《庄子·养生主》开篇为例，告诉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很愚蠢的，知道是这样却还这么做，那就更加的愚蠢！说实话，要说刘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他的学术观点，而是这个被别人当作玩笑的逃课理论。上刘老师课之前，我虽然也逃课，但逃课之后心里总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知识。上完刘老师课之后，我逃课的次数变多了，而且愈发地“肆无忌惮”，有的课甚至一次不去，只参加最后的考试，而且内心也不会再有从前的不安。因为每当决定逃课之前，我都会在心里默算一笔账：如果我把上课的两到三小时用来读书，是不是收获会比上课大？答案通常是肯定的。现在想想，大一、大二两年的课程，令我满意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当时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到现在也忘得一干二净，真正留下的反倒是因课上的某些思考所激发的课后阅读。我自信感悟到了刘老师主张“逃课”的真谛，同时这样的感悟也使我受益终身。

上刘老师的课，时不时会听到对历史禁忌的议论，对风云人物的褒贬。比如长春解放的真相；某年某月某日承天门广场上的风波；对某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看法等等，畅快淋漓而又一针见血的评论堪称大胆、血性。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敢于讲这些东西，尤其还是在安装摄像头的教室。对于我们这些受过洗脑教育的人来说，刘老师所讲的都像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于是我们的“三观”又一次遭到颠覆。透过刘老师这些讲述，我会感觉到旧纸堆里的道德文章是那样苍白与无力，往日奉行的“文学即人学”竟也是那样的虚无缥缈。总之，上刘老师的课，时常会觉得自己十几年来仿佛生活在梦幻之中。从此之后，无论面对社会、人生与学术，都不会把它们当成像白纸一样的厚度。《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其实刘老师所做的很大程度上是要把我们变成“专气致柔”的婴儿，颠覆过后，自己变得一无所知，从而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有一个多元的认识。

然而这样的“颠覆”没能持续多久，2011年10月20日课后，我们的课便改由张老师代上，后来方知刘老师的父亲、岳母相继辞世，他要连续为两位亲人送终。忙完了这一切，已是一个月之后，刘老师又一次重返课堂，在上了两周的课之后，他病倒了。至今记得刘老师最后一次上课的场景，那一次大约提前下课二十分钟，在同学的抱怨声中刘老师解释说：“我必须要哪天做一个体检，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的脸色非常不好，我现在心力憔悴，身体不适，将不久于人世了！”说完底下哄堂大笑，都以为刘老师又在搞笑，其实这一次我们真的错了，刘老师不但没有搞笑，而且一语成谶。他不久就被检查出白血病，再也没能回到课堂。我只能默默地记住刘老师最后一次上课的时间：2011年11月24日。

刘老师患病后，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强悍，在化疗期间还请别人代他在“人人”上发文《不服，就过来化一化》，以娱乐大众的精神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以致大家几乎忘记了白血病的严重，也在网上和他搞笑唱和。后来，刘老师渡过危险期，回家疗养，大家更以为之前只是虚惊一场，过不了多久刘老师又能够重返课堂。然而现实却是，2012年年底，刘老师的西医化疗彻底宣告失败，2013年4月又被送到医院抢救，最终还是在几日前离开了我们。

刘老师养病期间，我还与刘老师在“人人”上进行过一次难得的对话。那时我刚刚由江安搬到望江，周围同学大多已经离校，我因要等去台湾的通行证，便在望江多停留了半月。其间无事，向一同学借到了刘老师新出的专著《焦氏易林校注》，便在“人人”上跟刘老师炫耀，于是自7月3日至7月21日，断断续续有了如下对话：

我：“我终于借到您的《焦氏易林校注》了！”

刘老师：“《焦氏易林校注》 不可读，那是我为自己写的书。我年轻时佩服清儒，立志以后写一部校注类的书，最后选定了《焦氏易林》，对责任编辑的唯一要求是印成上下册。天太热，后几十万字没校。”

我：“您谦虚了！此之谓“为己之学”，要在切己啊！主要是没发现《焦氏易林》有太好的本子。尚氏的书也是九州版的，更不可读。相比之，您的感觉还要好一些！至少心理上可以信赖。”

刘老师：“我的《焦氏易林校注》，就是为颠覆尚氏而作，尚氏易林之学虽影响广泛，但实为学术怪胎。见我书的‘前言’与‘后记’。有些人要为我写书评，拒绝了，自生自灭吧。”

我：“下午拜读完您书的‘前言’与‘后记’。理解了您的说法。另外感觉您的很多观点都有颠覆古人的意味在。听您授课，也总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您讲《诗经·硕人》篇，后来发现大抵是本黄奇逸先生《历史的荒原》以诗为挽歌之观点。讲《周易》中论及其韵语传统, 后来翻了顾亭林《易音》、及黄玉顺先生《易经古歌考释》，收获颇丰。有些虽然不敢苟同，亦不知如何反对！……另您书中“前言”P22页‘间或混如少许崔篆所作《易林》之文字’中‘如’是否应为‘入’？又‘后记’P1065页‘曾在我指导下攻读古代文选硕士学位’中‘选’是否应为‘学’？随手发现，一笑。”

刘老师：“你说的对，是校勘疏漏。我最舍不得时间看清样，粗粗而过。教材《中国文学》（一）的清样不看，只好王红代看，有一些疏漏，多次再版都没舍得花时间修订。”

我：“不知道您这算不算是又在‘搞怪’。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从古至今‘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的东西还是谨慎些好。您好好休息。”

刘老师：“你说的对。但如果有人写东西主要是个人觉得有意思，并不在意‘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那就另当别论。这种人并非我一个，我还认识一位清史专家，他还故意在关键的材料里错个字呢，他当然有其道理。多元化！”

这次对话虽然是在网上，却令我非常兴奋。说实话，之前面对刘老师，我一直有一种挫败感，有时甚至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上刘老师的课，无论我做什么，他始终都是一副冷酷的表情，甚至连他惯用的讽刺、挖苦都没有。有人说，刘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也有人说，刘老师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刘老师的“豆腐心”时，他却已经不在了。唯一欣慰的有两件事，第一就是刘老师虽然多次“严令”给我期末考试不及格，但最终代课的张老师还是给我打了96分的最高成绩，不管刘老师是否“情愿”，我都是他最后一次上“中国文学—1”的最高分。第二就是上面那段对话，这也是刘老师与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次认真的交流。

刘老师走后，姜飞老师曾发表怀念文章《为什么我们如此孤独》，我也以为“孤独”二字正是刘老师最真实的写照。虽然形骸之外的刘老师颇为强大，但那张阅尽人世的面孔背后实际隐藏着极大的波澜壮阔。记得大一下学期，我有一次在江安图书馆乱翻书，偶然看到一本辅仁大学校友会赠给川大的不公开出版物《辅仁往事》第四辑，里面有一篇刘益旺先生写的《美好的回忆》。文章的结尾提到某年某月某日，作者来成都，在长子黎明家中，遇到长子的同事，时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的谢谦云云。读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刘益旺老先生竟然是刘老师的父亲。当时我通过文章提供的信息上网进行搜索后方知，刘老师的家族即是有“南荣（荣毅仁家族）北刘”之誉的“京东刘氏”，刘老师的老父亲刘益旺先生是“京东刘氏”代表产业长春“益合发”的少东家，演员冯巩（冯国璋曾孙）的母亲即是刘老师父亲的堂姐。新中国成立后，刘老师的父亲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尽摧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得到平反。当时我以为这在老师们中间并不是秘密，然而就在几天前的晚上听谢谦老师说我才知道，这些事情刘老师从未跟他们说起过，谢老师自己也是在刘老师走后才辗转了解到的。我听完更加赞叹刘老师的伟大，无论什么“名”，在他眼里都是一文不值。或许，家族的往事令刘老师厌倦甚至反感，他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却像托尔斯泰一般，坚定地说：“他们老刘家的事，和我没关系！”我涉世太浅，难以领会刘老师的心思，所能读出的也只有“孤独”二字。

本周三，参加刘老师遗体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一朋友对我说，刚刚的场景让她想起了陶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其实在我心中，想到的则是小时候背的《庄子·至乐》中的一句话：“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作为一个实践庄子哲学的人，刘老师生前我想不能说快乐，所以我衷心地祝福刘老师，来生能在一片没有污染的土地上自由而快乐地生活！

南山老人

于癸巳五月二十六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