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四年(文革时期初中和高中简化为一的怪胎)，基本没有读书，但也没有完全荒废,我认真地接触了音乐。

　　中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朴老师，朝鲜族人，能歌善舞，又认识我母亲，我一入学，她就极力向音乐老师推荐我进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主观地认定我适合学习大提琴。音乐老师碍于情面，接受了我这位几乎没有如何基础的混混。

　　开始是小提琴，老师说听力不行，改学键盘;折腾了一阵手风琴，老师说体力不行，只好又改学二胡。当时，乐队的同学们都认为二胡土气，我还是认命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离开这样的集体。

　　当时，我们中学的宣传队名声显赫。虽然只有两位教头，但那是两位怎样的教头!音乐教头原是省歌舞团的第一小提琴手，舞蹈教头原是省体工大队的教练!他们一文一武，将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甚至可以自编大型的歌剧，还可以独立演出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了使宣传队长盛不衰，每年录取新生的时候，学校都要到处去寻找文艺苗子。学校为了保住这块招牌，方方面面都采取让路政策，我也因此可以大量而体面地逃课。一年级时的理由都是“练琴去了”，二年级时的理由多是“排练去了”，三四年级时的理由就基本成为“演出去啦”!好像是在进步吧?

　　除了逃课外，参加宣传队的另一好处是可以混吃混喝。参加各种演出是有犒劳的，最起码也会发两个面包外带一瓶汽水。到外地巡回演出，则车接车送，包吃包住。有时为了迎接大型的演出，我们甚至要整体住在学校，完全是公款吃喝。

　　音乐老师打着“批判地利用”之幌子，经常给我们放唱片，其多为歌剧，如《卡门》、《鲁丝兰与柳德米拉》等等，为了理解，老师还要介绍剧情。虽然心情激动，但我几乎没有要成为一位演奏家的理想，循序渐进地拉“教程”太苦了，我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逃课与混饭。此外，还希望经常看到舞蹈队的漂亮女生。

　　真是奇怪，离开中学很久以后，我居然开始做音乐梦了。长时间不摸乐器，有时会手痒，没有条件，只好“读谱”。读谱，这是中学时期被强迫出来的习惯。读着读着，随着阅历的增长，居然读出味道来了。后来逐渐发现，读谱比演奏或聆听更有味道，因为你可以突破技术的限制，可以突破具体乐器的束缚，尽情地想象各种演奏效果，甚至想象演出时的场面。渐渐地，我渴望成为一位乐队指挥。想想吧，如果我是一位优秀的乐队指挥，在成功地完成一次辉煌的交响乐演出后，当场死去;整个城市为我送葬，人们在我的灵柩上撒满鲜花，少女们流着泪水……

　　这个梦在我心头萦绕了许多年。有一次外出旅游，途中遇见一位某省级歌舞团的艺术家，他得知我在读研究生，就告诉我他们团中的一位小提琴手到北师大读研究生去了。我听后大为震撼：“小提琴手读什么学位?如果是我……”接着，我就向他讲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那人听完哈哈大笑，说他当年是“男中音”，后来因病坏了声带，现在恰好改作乐队指挥。他笑着说：“我可从来没有你这样的想法。”梦，就这样破灭了。而且刚好是一位乐队指挥现身说法，其正确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十几年前，与谢不谦、冯川等为台湾一位音乐人翻译一些欧洲大音乐家传记，又触动了我的音乐神经。不能成为乐队指挥了，那就做一个街头艺人吧。记得《新概念英语》中有一篇文章，讲述人们对街头流浪汉的羡慕。我深有同感。留校任教后才发现大学老师是这样的不自由，为什么要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上课呢?为什么要准备教案呢?为什么要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呢?为什么要批卷子呢?对于一位街头艺人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周游天下，随遇而安，何其乐哉!有一天，我带着儿子上街，遇见一位街头艺人，我凑了过去，儿子却生硬地把我拉走，鄙视我居然喜欢这样的“东西”。结论是：只要有妻儿在，我绝不可能成为街头艺人!

　　后来，我还是抓住了机会。几年前，我多次与一些朋友去西藏。住在拉萨时，发现街上有许多内地去的街头艺人。我时常在晚上独自一人溜出去，随便找一位街头艺人，给他些钱，获得替他卖艺的权力。我又一次发现自己失败了。人常说：取法乎上而得其中。我想，我取法乎上而得其下总是不成问题的。结果还真的有问题——我弄不出街头艺人的那种“味道”。街头艺人不讲究指法、弓法，不讲究旋律的起伏与情感的对比，但却能将所有的曲子演奏出一个味道——拖泥带水、哼哼叽叽。能够这样还真不容易!

　　不过，我没有灰心。我想，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随着老年痴呆的加剧，我肯定能弄出那种味道的!我已经没有再失败的本钱了。

　　也许，好多年以后，有一位凄苦的老人在街头卖艺，悲凉而又拖泥带水、哼哼叽叽的《江河水》令你驻足;你也许还会听人介绍说，这老人的妻儿已经移居欧洲，他为了不给他们添加麻烦，毅然留在了社会主义的祖国。好奇心会驱使你仔细观看，啊，这不是当年的阿明老师吗?阿明，当然是阿明!求求你，一定给他丢几张钞票。

　　他这个人，行将就木了还抓住当年梦幻的尾巴不放，多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