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真正是无奇不有呀！我奇怪地问袁老师：“余安民的子女总归晓得张露萍究竟是不是他们的姐妹，他们坐在烈属的位置上能心安理得吗？”袁老师说：“因为张露萍的大姐嫁给余安民做小老婆，所以余安民的子女一向叫张露萍为四娘的，上面来人通知他们改变称呼，要叫张露萍姐姐，他们起初也很奇怪，说从小就叫四娘的，怎么一下于又变成姐姐了？来人便说：不关你们的事，这是组织决定，你们照这么办就行了。余安民第四个小老婆余宝珍还活着，已年愈古稀，他们去通知她，说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并要她提供证据，弄得她莫名奇妙，只好说，既然你们讲余家英是余安民的女儿，那就算是他的女儿好了。就这么颠倒黑白地认了下来。”我说：“也怪不得他们，中国老百姓一向是很听上头话的，何况当烈士家属总要好得多，人家硬送给你名利双收的事，岂有推脱之理！”袁老师却摇了摇头：“中国老百姓虽说习惯了唯命是从，但正直的良知是混灭不了的，张露萍烈士的亲属、同学、战友、街坊邻居纷纷向省、市、县领导机关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认真的调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我找你来，你是作家，愿不愿意为张露萍写点什么呢？”我略略思考后说：“袁老师，我不了解张露萍的身世，而你是历史的活见证，你写吧，你写好了我帮你去投稿，好吗？”袁老师听了很高兴，说：“我教语文，自己却不大写东西，我把事实写出来，你帮我修改呀！”
     袁老师很快就把文章写好拿来了。行文中叙述简洁，逻辑清晰，很说明问题，根本用不着我来修改了。
     袁老师在文中写道：
     “……1935年秋天，我和张露萍同在成都建国中学女五班念书，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礼拜天，我俩常到成都风景最好的华西坝去玩，我们漫步在半月池边，畅谈人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交流个人的理想志愿。当时张露萍告诉我她的身世，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父亲叫余泽安，是教书先生；母亲曹天荣，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劳动妇女。我的大姐余家彦长得很漂亮，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时彼余安民看上了。余安民当时是暂编第一师师长，驻防崇庆。一个小县城里住一个师长，就是一个上霸王，势力大得很，有权有势有军队，谁敢不从？余安民要娶我大姐当三太太，父母起初不同意，迫于武力权势，不敢不应。大姐结婚后就搬进成都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里去了。我的二姐出天花死了，我和三姐余家俊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大姐从成都回娘家，向父母提议要接我们到重庆去上学，她说我们可以住在她家里，由她照顾我们并且提供学费。我们都乐意跟大姐在一起，于是就来到了成都，住在大姐家里，并考入了建国中学。这次谈话以后，张露萍约我到她家去玩，我第一次到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去找张露萍，她拉着我去见她大姐余家彦，大姐问了我的住址，家里有几口人，我都一一回答了。大姐便拿瓜子和糖果给我吃。此后，我经常去张露萍的大姐家玩，大姐也拿我当小妹妹看待。每次去的时候，大姐和余安民生的几个孩子都叫张露萍‘四娘’，叫我‘袁姨’。家中的男仆女佣都随孩子称呼，叫张露萍‘四娘’，而称余安民的孩子为‘小姐’、‘少爷’。”
     “余安民先后有四个老婆，共生了二十个儿女，都是按‘国’字辈排行的，如余国琳、余国琦、余国玉、余国缓等，而余泽安的孩子都是以‘家’字排行，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她的三个姐姐依次为余家彦、余家秀、余家俊。张露萍和三姐移居成都大姐家后，由大姐提议改为‘硕’字排行，三人依次为余硕彦、余硕芬、余硕卿。
     “1936年下半年，我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正碰上她在哭泣。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余安民居心不良强娶了大姐，侮辱了三姐，还想打我的主意，我决不像姐姐那样听他摆布。’1937年上半年，我又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又看见她在哭闹，三姐余家俊正在劝她。她对我说：‘余安民要想欺侮我，我用青花瓷瓶打了过去，我才不怕他呢！’这件事吵得很厉害，余家的佣人保姆都知道，却不敢说。自此以后，张露萍毅然搬出了余公馆，她的母亲也到成都来了。我到她们的新居去玩，看到了张露萍的母亲曹天荣，布衣布裤布鞋，十分俭朴，一看就是个劳动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