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州那天，午休的时间上了会儿网，就看了水兵的博客，看到了《最后的飞翔》，看到了周熠老师去世的消息。大吃一惊，根本就不能相信。下午去天津，车上发了一路呆。到了天津，找到李红的电话，求证是真的。在电话里感概万千。

　　在我的印象中，周熠和周同宾老师一样，是超级好人，吃过大苦，受过大罪，年轻时没享过福，中年之后受到广泛的真诚的尊重，老年应该更加幸福安详。他们应该是十分珍惜生命的那种人。十分的难过。说良心话，能让我这种狼心狗肺的人难过的事情不多。南阳的那些老作家，为人都是超朴实超低调超善良，超级的真诚和善良让外人看起来有些近乎虚伪，也有些让人伤感。

　　水兵说，他是受到周老师恩泽的人。立红也说，他是受到周老师恩泽的人。他们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南阳那一茬有很多人都该说出这样的话，我更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水兵和立红，当年我们三个是差不多同时期去的南阳。那时水兵老婆有工作，我和立红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在水兵家蹭饭。我那时间已经结了婚，一个人混在那里，也就更惨一点。他俩不吸烟，我还喝酒还吸烟，瘾还大，穷的时候没嘴儿的“白河桥”都吸不起。那个时期，周老师是日报的副刊部主任，说句话相当有分量。我除了蹭过他的饭蹭过他的烟，受益最大的是间接好处。那年头，还没有打工这一概念，各单位都牛的不得了，是个城里人说话都嗓门就粗得多。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每星期还得回老家用自行车驮白菜萝卜粮食。我因为结了婚还不热爱家庭反而更加狂爱文学，家也不敢回，就更惨了一点(这也是后来我离婚招人骂，特别招那些老师骂的主要原因，当然周老师也批评过，这里不说)。

　　说那时间的惨状，主要是要说周老师的一些话，让我得到了不少好处。当年我在老市文联挂靠办一份诗歌报，没有很多老师们的支持肯定办不好，当时二月河是文联主席，《康熙大帝》刚出来，谁也没把他当盘菜，甚至他弄的东西是不是文学作品还有很大争议，大家看起看不起他都有问题，他自己还在郁闷着，拼命着，除了蹭他点儿带嘴儿烟别的好处还得不到。那时候南阳当红的是二周(周熠、周同宾)和廖华歌马本德，四大天王啊。周熠老师主持日报副刊，那时还没有“电视报”和“晚报”，在1000多万人口的崇尚文学的盆地，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影响比日报副刊差的远了，《躬耕》杂志那时侯是双月刊，容量有限，办好事的机会就少多了。没有电视报，也没有晚报，可以想见日报副刊部主任的牛气了。周老师简直就是南阳文学界的掌门人了，无数的人想着各种办法巴结奉迎，周老师如果说谁文章好，那谁就就算混出来了，就跟着牛气了。我就是这方面的受益者。

　　当年在南阳办民办报纸的老谢，就是听了周老师对我的夸奖之后，专门找到我，拉我入伙。老谢当年办的《科技致富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一件壮举，手下收留了一大批混在南阳没饭吃的文学青年，他整天举着市里那些离退休老领导的破旗，到处拉赞助办活动，每月都能弄到万二八千块的。我那时间也傻的要命，天天饿着肚子还不不知道钱的好处，总认为那不是正经文化人干的活，竟然不屑一顾。老谢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能跟周老师一起喝酒，一方面说明老谢那人确有股英雄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周老师确实待人真诚，或者老谢脸皮厚非要死乞白赖跟周老师喝酒，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谢在周老师那里听到了周老师对我的夸奖和赞美。所以老谢不在意我对他的不尊重，总是拉我喝酒，还赞助我的报纸。十几场酒喝下来，我跟老谢成了好朋友，老谢当年把我当成门面，有重要客户的时间就拉上我，在酒桌上吹：这就是周熠说的咱们南阳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周老师当然不是只在老谢面前夸我，夸得多了，我的日子当然就滋润不少。我那几年难熬的日子，就这样越来越不太难熬地熬过来了。

　　我是个嘴巴比较贱的人，说话嘴上没有把门的。南阳那个小地方，放个屁能臭半个城(这也说明大家关系好，走动比较经常)。在当年的南阳文化圈，整个的氛围比较严肃，比较正统，等级也比较明显。我等小字辈儿混得比较艰辛，发牢骚是理所当然的。我的不少牢骚，在当年是属大不敬的，很多人都提醒过我，要注意嘴上有个把门的。举个例子，就说老谢吧，开始认识我的时间叫我崔老师，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崔了，我也郁闷，让他叫我老崔。他说，叫你崔老师，把你叫老了，叫你老崔，你由那么小。还是叫小崔吧。我说，叫你老谢，把你叫老了，叫你谢总，你又硬不起来。叫你小谢，那又不尊重。于是，就给他起了一个所有男人都忌讳的雅号。以后他叫我一次小崔我叫他一次雅号。后来那个雅号竟成了他的官称。毕竟他是报社老总，虽然是民办的，他毕竟是老总，手下十几号人呢，我连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的机会就不肯给，足见我的贱。

　　我的贱，后来竟然犯到了周老师的头上。被人添油加醋的讲给周老师，我感到狠狠地伤了他的心。有些事实在说不出口，我知道那些年不太成熟，喜欢卖弄些小聪明，呈一时口舌之快，自己爽了，就要伤到别人。在南阳那个小地方，后来自我感觉不错了，跟老师们混得也都很熟，就在一些后来者面前装大。在酒桌上说话没了分寸，就什么也不讲究了。记得是周老师作了日报副总之后，身体看起来不是太好，大家都说他整天病恹恹的。有一次在几个文友的酒桌上，说起周老师，我就讲了一个段子，开周老师的玩笑。这个段子后来经过好事之徒，也许并无恶意的传到了周老师那里。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他委婉的提醒了我，想到他忍受着病疼的折磨，对这个段子肯定会伤感的，我这样没心没肺的给他伤害，心里愧疚了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只能长叹一声。

　　……2004年离开南阳后，一直没有回去。本想着，现在混的不咋的，诗也没弄好，生意也没弄好，家庭也没弄好，还背了一身的恶名，有损老师们的栽培，没有面目见人。还想着，三两年就混出来了，混出来个几千万资产，那时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快意恩仇，快意江湖，给老师们出出气，给老师们长长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南阳民进的一群人去山区扶贫时的尴尬，周老师和殷老师不知道是否还记得，那一天我承诺的给那个山顶小学的电脑还没有兑现呢。

　　周老师安息吧。

　　南阳的老师们，都要保重身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