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雷锋---刘家乐
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1960年 4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1960年3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7083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1960年4月8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11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1960年 4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1960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1961年1月29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12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1960年 11月 8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雷锋多次到我家
1960年的灾荒,使全国城乡人民都受到一次饥饿的考验。我家也不例外。这年的5月份,因为家里没有吃的,我父亲从山东来到部队。有一天,我父亲领孙女在公园(现雷锋纪念馆地址)玩,碰到了雷锋。在和老人谈话中,雷锋发现老人对度过灾荒缺乏信心,并从问话中知道这位老人是我父亲。隔不几天,雷锋便到我家和老人交谈。有一天吃饭时,父亲对我说:“雷锋来咱家啦,他和我讲了国家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但没有跟我说雷锋都讲了哪些具体内容。我看老人那脸上似乎有点笑容了,大概是经过雷锋的开导,对灾荒有了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对我教育很大,心想我是做政治工作的,经常研究思想情况,可是对自己的父亲的思想就没掌握住,却被雷锋发现了,而且用他那种度过灾荒的坚定信心说服了老人,我深受感动。从雷锋说服我父亲这件事我认为很典型,至少说明我的粗枝大叶,不细心,不善于观察,对一些问题看得不深不透。因此,我认识到了只有作风上深人,方法得当,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雷锋就有这种作风和精神。
1961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雷锋同志到我家,当时我在抚顺章党下哈达施工,爱人和孩子去邻居家串门。只有我母亲在家正用一双患有白内障的眼睛对着玻璃窗引针线。雷锋看到老人吃力地引着针线,马上走过去说:“老大娘我给你引,你老怎么自己补衣服?”“啊,她们串门去啦,我没事闲不住就自己补。”我母亲说雷锋关心地问:“大娘,你老的眼睛有什么病?”母亲说: “眼球有白内障。”雷锋说:“让副政委领你到医院治疗一下嘛!”老人说:“在吉林时到医院检查过,医生说割白内障还不到时间。”雷锋又说:“大娘,我来找副政委,一定要把你老的眼睛治好才行。”
雷锋同志就是这样,不论走到哪里,他那闪光的思想就到哪里,他那颗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的心无时不在。他利用中午时间串门给老太太穿针引线和老人谈家常事儿,这些是母亲亲口对我说的。母亲还说: “这个孩子真是可亲可爱。”后来知道雷锋实际上是找我研究学习中的问题来的。母亲讲完雷锋来过我家,长子丹平在一边插话说:“雷锋同志来咱们家好几次,为什么一个班长能到团副政委家呢?”我对孩子说:“正因为我是副政委,他才来咱们家。雷锋已经是个党员了,被树为全团五好战士标兵,工程兵又树他为节约的标兵。为了帮助他巩固成绩,发扬光大,我规定他经常汇报外出作报告的情况,所以他才来的。”另外他和长子丹平认识而且有感情,有时还来给丹平辅导课程。我父亲说:“雷锋来了就抱孩子逗孩子玩。”我父亲是1938年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并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从战士当到连级于部才复员回家。他就说:雷锋这孩子是个好兵,这样的好兵难得,他看问题远,看得透,对问题能讲开,讲得通。就说灾荒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很有信心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雷锋说的好:“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困难也一定能够克服。”我深深体会到雷锋精神的伟大是体现在各个方面,他的思想、作风都散发着共产主义的光和热。雷锋的一生是真正地把他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了。雷锋精神所到之处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芒。
雷锋和我的几个孩子,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从吉林7083部队调到抚顺7343部队时,暂住望花区钢厂职工宿舍,离望花公园只有几百米。我父亲经常领小孙女到公园玩。由于工作关系雷锋常到我家,因此,我家大人、孩子都认识雷锋,在公园里碰上总要说话,孩子们也很喜欢雷锋叔叔,雷锋见到孩子们总要抱抱,告诉孩子们听爷爷的话,不要乱跑。我家的孩子,数中华好动。1961年秋的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父亲领着中华在公园看猴子,中华从铁栏杆空中钻了过去,手抓着圈猴子的铁丝网看猴子。突然一只猴子蹿过来捉住中华的手就是一口,把手指头咬掉了一块。真是十指连心,中华痛得直哭,大声呼喊妈妈。老人没有主张慌了神,光想着这样可怎么向儿媳交待!无奈抱着中华就往卫生连走。卫生连和运输连相隔不远,雷锋不知怎么知道了,急忙跑过来问:“大爷,怎么了?”老人极度不安地说: “中华的手指头叫猴子咬掉了。”老人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快到卫生连上药。”
雷锋再没说什么,抱住中华就往卫生连跑。值班军医张宝同做了检查,中华的右手中指头被猴子咬掉了一块,没有伤着骨头。消毒上药包扎后孩子不哭了。老爷子有了笑容。雷锋抱着中华送到我家才回连队,刘中华右手中指指头部位现在还缺一块。
1961年长子刘丹平13岁,在抚顺一中一年级上学,成绩一般,数学差,字写得不好看。雷锋到我家除了上面讲的几件小事外,雷锋和丹平的关系尤为突出。雷锋对刘丹平从学习到思想都有些具体帮助。雷锋比丹平大八岁,但丹平个子高,和雷锋站在一起高矮差不多,见面很有感情,说话也很投机。刘丹平生在红旗下,长在军营中,对旧社会是怎么一回事还很不了解。虽然听说我家家庭出身是穷人家,但印象不深。针对这种情况雷锋就对他讲旧社会穷人孩子不能上学,现在小青年应当抓紧时间学习,不能放松学习等等一些道理。丹平讲:“因为字写得不好让父亲批评过。”雷锋说: “宇靠练写正楷字,开始慢一些,一笔一画地写,时间长了就会快的。”雷锋的字虽然是斜体,但写得大方好看。丹平还有个毛病就是好看小人书。雷锋对他说: “丹平你不要光看小人书,能看懂毛主席著作,还是看毛著好。”雷锋还和丹平研究解数学题。由于丹平接受了雷锋的教育进步挺快。思想上、学习中都有些提高,后来到营口一中加人共青团,不久还当了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不仅有提高而且还是班里的前三名。丹平前几天还说他接受雷锋教育次数多,受教育深。我们全家同雷锋有深厚的感情和革命友谊,也可以说雷锋精神教育了我们祖孙三代,鼓舞老小继续革命,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勇前进。
雨夜一别难忘战友情
1962年我们工程兵十团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五工地施工。这年的任务量不大,只调用了一部分部队。其他部队有的搞农业生产,有的留守在营口、抚顺做些后勤保障工作。我和马云峰副参谋长在营口河北负责搞农业生产。8月中旬的一天接到吉团长、韩政委的通知: “副政委刘家乐同志,8月15日到团部开党委会。”1962年8月14日早晨我由营口火车站上车,下午到抚顺市瓢儿屯火车站下车。因家属住抚顺钢厂职工宿舍区,我回家吃点饭,晚七点左右,工地来车接我。这个时候天好像要下雨,小车开到抚顺城往西北走,下山坡到了吴家沟时,果然下起雨来了。在离团部驻地山城子村只有两里多地,于黑林子村东,石碑岭村西碰上了雷锋同志。这时雨下得很大,不能下车,只有把车窗玻璃打开向外说话,还得大声说才能听见。我问雷锋:“雨下的这样大你到哪去?”雷锋同志说:“副政委,这一段我没有向你汇报,今天下雨不汇报了,我的车已到三级保养期,明天是星期天,今晚回连队(抚顺望花区驻地),明天好好抓紧时间保养,争取保养完,好早点回工地搞运输。”说话声音很高,否则听不见。我说: “雨下得这样大,路滑要走得慢点,注意安全。”雷锋说:“好啦,你走吧,副政委,雨下得太大,后天保养好车再向你汇报。”各自开车走了。我万没有想到这次路上的相遇,雨夜里的短暂交谈,竟是我和雷锋同志的最后话别。雷锋走了,他走的这样突然,真是晴天霹雳,叫我无法忍受。我们俩雨夜见面的第二天,即1962年8月15日上午十点左右,接到在抚顺望花驻地留守人员打来的电话说:“雷锋保养车时助手乔安山开车,班长雷锋指挥车拐弯时车后轮压倒晒衣服的方木杆子,方木顶端打在雷锋同志的太阳穴上了,在西部医院抢救无效,现在已经牺牲。”团党委正在开会,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震动很大,所有在会人员都惊呆了,有的哭了,政委韩万金同志宣布休会,要赶快去抚顺处理这件事。韩政委说:“我和团长去处理这件事,刘副政委和郭副团长在家主持工作。”于是,他们带领机关有关人员去了抚顺市望花区驻地雷锋同志牺牲的现场。战争年代,在战场上见到战友牺牲,一种复仇的烈火会当即燃烧,于是报仇的劲头就大起来,拼命地冲上去狠狠打击敌人,也算出出气。可是知道雷锋团公殉职这个消息后,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光掉眼泪,思想总是集中在雨夜相遇的场面,回味那永别的谈话,我的心情已沉重到不能控制的极点。我没能参加上追悼会,回到抚顺后赶上了送殡的灵车。
雷锋的灵车从望花区人委礼堂开往戈布街后山烈士陵园。在送葬的队伍中,沿大街两旁有许多人抹眼泪,有的泣不成声。出了抚顺市区到河北,简直是人山人海,墓地上花圈摆了一大片……送葬后回到家时,全家人也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雷锋的丧事处理过后,团党委成员于8月18日即回到团部驻地山城子继续开党委会,会议除前会议内容外,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化悲痛为力量的教育。特别研究确定:把雷锋的遗物归拢在一起加以整理,弄上两间房子搞个展览室,把雷锋事迹展出来。今后新兵入伍进行教育时,要叫新兵知道我团出了个雷锋。这是党委书记韩万金同志总结大家意见时讲的。韩政委还提出建立展览室要安排人员组织些力量,把这件事办好。
团党委会后,就如何搞好展览室,政治处做了具体研究,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克服许多困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团的领导感到非常满意。这个最初的展室,对后来抚顺建立雷锋纪念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雷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身影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要永远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1993年5月29日于辽宁兴城
作者介绍:刘家乐,1922年 4月生于山东招远县,1940年11月参加革命,1940年5月入党,1960年4月,调雷锋所在团任政治处主任,后任副政委,团党委分工由他负责对雷锋的进一步培养教育和宣传报道工作、连队党支部对雷锋的培养教育工作,政治处组织的宣传报道活动以及雷锋本人应邀外出作报告等,均由他代表党委组织实施,做过不少实际工作。
《走进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