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翻译大师的陨落

                       ——缅怀我的老师--何如教授

  1989年11月30日清晨5点,我的老师何如教授的儿子毛毛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爸爸因心肌梗塞,已经......,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即赶到医院,先生的心脏确已停止跳动,与我们长辞了!我失去一位好老师、一位知心的长辈，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翻译大师！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我是何先生的学生；六十年代，又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十年动乱，我们又一起被打成“走资派”、一起“劳改”过、一起下过乡；文革后的很多外事活动又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由于长期共同相处，承蒙老师信任，不论什么大小事都要找我，我们彼此比较了解。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

和忠实的长者的爱戴和感激，就我所接触的印象特别深的几个片段回忆如下：

               一生治学严谨，对人对己要求严格

   何先生是一位温和、慈祥的长者，可是他对自己所教的学生又堪称严师，能在他手里过关、得到优异成绩的，真是凤毛麟角。对同事也是如此，不论对方身份地位多高，只要看准学术有毛病，他就铁面无情地给予批评。何先生对他人如此是来自对己也要求严格。早在1925年至1927年，他在国内唐山大学读书，可是他去法国留学时为了打好坚实的基础，却又从中学开始读起，然后考取了著名的巴黎大学。从1927年至1937年，他在法国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一切游览、参观、社交、娱乐都与他无缘。他常勉励自己：“世界上没有廉价的成功，磨练吧，受苦吧，朋友！”工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寒窗未尽，1935年，当他还正在攻读大学时，他就以中国题材《贵妃怨》创作了一首法语长诗，在出版时轰动法国诗坛。从此人们对这位中国年青学生刮目相看，就连法国本世纪的、一向对他人评价很吝啬的伟大诗人保尔*瓦莱里也给予他高度的赞扬。这是何如先生回国前人生的一个序曲，但

这是一个雄厚而壮丽的序曲！这个“成功”应归于他的刻苦和严于律己的精神。回国后，几十年来

，他又把这种精神用于培养学生，由于各种因素，无奈“恨铁不成钢者”居多，我当然是其中的一个。这几年，他也苦恼，没有一个能考上他的博士研究生。对此完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

专业考题太深，有意为难，竟将《诸葛亮出师表》要考生译成法语；二说考题适中，博士生不是本科生。总之众说纷纭。博士生招不到，危及到这博士点能否存在。于是我们这些老学生又授命前往

劝说，大意是：在当今普降水平的情况下，你何老要手下留情，识时务者．．．．．．可是他寸步

不让，他说：“我要对得起后代，假如我出的博士生考题还不如当年本科生毕业考试水平，我又何必图有这导师虚名，我将执行历史的裁判：宁缺不滥！”我说这关系到教学研究和你个人的名誉，他说：“个人名誉是一件无聊的东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么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

，我考虑的是国家的荣誉！”就这样，我所扮演的一次次“说客”都告失败。我暗自责怪，这“老头”是怪癖，跟不上所谓形势。但事后冷静想想，近年来，我们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出国，多半人家不承认，都要重读。再联想到，这几年“职称”泛滥贬值，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都是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经济师等等。据报载：有的讲师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有的副教授连一篇通知都不会写。想到这一切，再想想何如所坚持的高标准有什么可非难的呢？近年在全面治理整顿时，他坚持提高教育质量的精神，更应该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学识渊博，翻译高超卓绝

何如先生精通法语，通晓英语、德语、俄语，他最擅长中译法的翻译。一提起翻译，人们就想起中国的朱生豪、鲁迅、傅雷、戈宝全等翻译大师，他们擅长把外国的文学名著译成中文；而何如先生正和他们相反，是把中国的文学名著译成外文。翻译是一“再创作”的劳动，而在翻译中，一个中国人能将中国的古典诗词译成外文诗句其他语种我不敢妄加评论，而法语非何如莫属，他在这个领域内的水平，用“高超”、“卓绝”来形容，绝非夸张。他是我法语界同行所公认的一代宗师，这就是大家要推他为“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等职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涉足了旁人不敢问津的《木兰辞》、《十五贯》、《文心雕龙》、《杜甫诗选》以及后期译的《屈原赋诗》、《毛主席诗词３９首》、郭沫若的《女神》等中译法的古典诗词。这可是翻译中最难最难的了，它不仅要忠于作者的原意，还要遵循法语古诗的各种规则（如音节、韵律等等），所以要准确译出一个中文字的含意，必须要在几十个法语同义词中寻找一个或几个贼恰当的字来表达，如没有渊博的知识，掌握大量的词汇量和高超的技巧，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每当先生进行这种再创作时，他的桌上总是摆有大小十几本中法文字（词）典，有时为了找一确当的字，要在浩如烟海的法语词汇中去搜寻，就好似一艘潜艇在昏茫茫的海水里寻找一株珍奇的植物，他那副用了几十年的放大镜好像一个猎人在满山遍野为捕获猎物而持有的武器。他有时为了译一句诗，要沙里淘金、冥思苦想十几天。所以当学生常问他译诗的体会时，他说：“译诗等于痛苦，越是你欣赏的作品，痛苦越大。你们不怕苦就跟我学，要走捷径是没有的。”是啊，若为了轻松和稿费，他用两周时间可以翻译若干篇小文章，而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为了系统的介绍祖国文化，他还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和《中国古代史》等（中译法）著作。曾有一位法籍老华人笑问他：“先生何以厚爱古诗？”何答：“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实，他也并非厚古薄今，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红旗歌谣》等当代诗歌译成了法文诗歌，使外国朋友能了解我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

四十年来，何先生在教学、工作之余全译或部分翻译了近十部中国文学名著、两部历史、一本寓言（法译中）以及数百篇政论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翻译。他的译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毛泽东选集》译著，几乎在所有的法语地区得到了传播：教科书的选用、杂志的刊头、广告的栏目、集会的朗诵．．．．．．都引用过他那闪闪发光的译文。１９８３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访问南京大学演讲时，高度赞扬了何先生的学术水平；１９８６年，法国总理希拉克特委托法国驻华大使馆授予何先生《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此殊荣，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我南京大学和整个法语界的光荣！

        跟着共产党，敬仰毛泽动

何如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解放后他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自觉接受和尊重党的领导。在学校，从党委、总支直到支部的关系他都处得十分融洽，历届分管专业党支部工作的都是他的学生，可他从不因此而摆架子、争权夺势，他总是和我们商量办事。

前面提过，何先生最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外译。同样，他也遵循马克思所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一旦政治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956年夏天，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全过程的翻译；1963年刚译完《辛亥革命》立即又参加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若干重要评论员文章的翻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非常崇敬，何先生为了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翻译，割爱了其他很多文艺作品的约稿，为了保证《毛泽东选集》的翻译质量，他进驻北京，自告奋勇地担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及其他各卷很多篇章的定稿。多少个风雨寒秋，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众多中外法语专家、强手如林的争艳中，他独占鳌头。最使人难忘的：每当毛主席诗词一首首发表，他就好象面对一块块无暇的美玉，废寝忘食地反复琢磨、推敲，然后神奇般的把它分解成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金链，与其说是他的翻译，不如说是他掏献一颗真诚的心而铸成的。如果说何如先生在“中译法”中已进入大山的高峰，那么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出版又把他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的评价和敬重。我从众多的赞扬信中选出一封来自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让-玛丽*戴莱1979年10月写给译者的信，他说“……我不懂中文，过去因无法通过法文领略毛主席文学作品的瑰丽而一向深感遗憾，如今多亏您，我这种遗憾的心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您那完美的写作手法、完美的韵律，使您翻译的诗篇清纯、含蓄，犹如用拉辛、维克多*雨果、兰博、瓦列里、阿拉贡、科克托的语言直接写成的（左列都是法国历代和当代的著名诗人—译者注）。同样也多亏您，我才更好理解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

何先生对古诗外译的出色才能，为我国翻译界建立了一座庄严华丽的纪念碑，在这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刻上去了！

        为人正直，胸怀坦荡

何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尽管他为毛泽东同志著作和诗词的翻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文革”前，每次运动都要被批为“只专不红”的典型，“文革”期间又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当时在一起“劳改”的同志为他抱不平：“你毕生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如此，可见投入文坛不如投入长江！”而何先生默默地忍受。他的性格非常地倔强，他受到很多体罚和侮辱，从未流露悲观绝望的情绪。惟有一次，我看他和陈嘉（原外文系主任）两人哭了。何哭得更伤心，他说他一橱的翻译手稿被“红卫兵”抄走了，这其中还有很多未发表的。巴尔扎克说过：“天才的作品是用泪水灌溉的”，这可是他几十年的心血啊！如果说“文革”中使他最伤心的莫过于此事了。我老师性格的另一面也很单纯坦率，有时还有几分老天真，在“文革”初期，当他看到打倒一大片时，他就说：“我不相信‘红桐’县里无好人“！当要他写交代，他居然提问：“这灵魂里怎么爆发革命？”当要他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他就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此他的态度总是难以”端正”,”解放”不出来,所以校园扫马路有他、厨房烧火有他、工地敲石子有他、大桥做小工有他、下乡劳动还是有他，甚至家中几个孩子也都被发配农村。可是这位老先生，白天超负荷的劳动后，晚上又啃起他的翻译，真可谓“死不改悔”。一晃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而他每度一个春秋，每次获得成功和荣誉，又流过多少辛酸的泪水！尽管道路坎坷，他对共产党的信任没有动摇过，他深知没有共产党为他所创造的一切机会和条件，大鹏也就没有展翅的余地，所以他常说：“只有新中国才使我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1976年，当“四人帮”一被粉碎，他不计个人恩恩怨怨，又立即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译完后又执笔翻译《青春之歌》，可惜只译完四分之三就搁笔了……。象这样一批历受委屈而毫无怨言的知识分子，试问哪个国家能有？我们应当为他们在陡峭的悬岩上建起一座座雕塑，碑文应写着：“他为祖国争光！”让后人路过这里都来瞻仰他们吧！

人无完人，我的老师也有缺点：脾气固执、不太注意工作方法、团结人面不宽。但他做人方正、爱憎分明。他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窥探他人颜色。据我所知，有一位国内著名的学术权威，并握有行政大权，在众星捧月下，文科唯他独尊，没有人敢碰他，唯有何如敢与他争高低，绝不退让一步，所以人们谈起何如的品格，总夸他是冬天里的一株傲然挺立的青松！

质本洁来还洁去，两袖清风一身空

何如老师常跟我说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一生真做到这格言：教书翻译，翻译教书，没完没了，他没有让自己有片刻的休息，这大概就是他所谓乐在其中吧。就说这几年他常常住院，也都把一扎扎书带到病榻前，一出院，又忙翻译。他真是名副其实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和翻译事业了。追寻他个人历史长河的滚滚浪花：从1939年算起，他就开始在大学教书，先后执教于六所大学，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从1942年他就开始当教授，他的学生真可谓桃李天下，其中当部长、当将军、当大使、当教授、当研究员的不乏其人，而他一生从教书来到教书去，两袖清风到这世界，又两袖清风离开这个世界。何老自幼家境清寒，长期养成了他艰苦朴素的习惯，春秋总是那一套蓝布中装，冬天是蓝布棉服外加旧呢大衣，每件衣服不把它穿得旧烂绝不丢掉，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看惯了，也觉得很庄重。这倒并不是他添置不起，他认为只要内衣干净、外衣整洁，过得去就行了。他常在学生面前读他所译的两句法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仍然熠熠闪光。几十年来（除外事外）我未听说他去过一次餐馆，甚至学校的小吃部。他一生唯一“奢侈”，就是冬天爱吃烤红薯，夏天爱冰棒，而且常常不拘小节，在校园里边走边吃。当他去年80寿辰时，我们很多学生一定要为他祝寿，他坚持以后再议。可是以后又到哪里去再议呢？未想到，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就这样突然熄灭了！真是“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的老师也象河水一样地流去，一代翻译大师逝去了，他以自己的名字永垂于中国的教育、翻译史坛。他对我校法语专业的建设呕心沥血。他那翻译古诗的高超卓绝的水平，至今国内无人能代替，以至于我们做学生的均深感愧对老师。他那遵遵教诲、高贵的品质和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安息吧，何如老师！

                                                张怀亮

                                            198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