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教授再祭

       －－程曾厚

　　何如教授撇下我们走了。何教授不是我的业师，但相处二十载，对他的道德文章，深为叹服。何如教授的学问和造诣，在国内法语教育界首屈一指，何以见得？《毛选》四卷的法译本工作有中外学者参加，济济一堂，但译文的最后定稿人只有一人，这就是当年南京大学的何如教授。又，《毛主席诗词》的英译本是集体翻译，译成自由体；而法译本由何如教授独立完成，译成格律体，曾被法国的中学教材采用。所以，何如教授是我国首批唯一的法语专业博士生导师，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国学者能用法语创作格律长诗者，迄今未曾听闻。何如教授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三五年，他在巴黎出版《贵妃怨》，长四百八十二行。卞之琳先生在其《新译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中说：“何如教授在瓦雷里原诗的直接影响下写过和出版过一篇法文长诗《杨贵妃之死》”。《杨贵妃之死》即是《贵妃怨》。关于这首诗，何如教授在其南京陶谷新邨的寓所，曾想我出示一封珍藏的书信。而此信的内容，他从未向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任何人透露过。写信人是法国学术界的老权威阿兰（Alain,1868-1951）,信中说：“先生，这不是您自己的作品，这是瓦雷里风格的诗。”这是何等的赞赏之辞！我们知道，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是法国后期象征派最主要的诗人，其格律严整，格调高雅的《幻美集》，薄薄一册，却对二十世纪的西方诗坛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于二战结束时谢世，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何如教授初期曾应外文出版社之邀，翻译过《女神》、《王贵与李香香》和《阿诗玛》等，晚年选择《离骚》、杜甫诗及《文心雕龙》等。他生前多次对我说起，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他毕生从事的汉译法的实践，总结成一部三卷本的专著。这个心愿终于未能实现。我痛感何教授的事业后继无人。也许，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再也不会有功力如此深厚、译艺如此高超的诗译家，能用让外国读者击节叫好的诗句，把我国光辉灿烂的古典诗歌完美地介绍给法语世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何如教授与世长逝。先生身后，我收集到三篇与他相关的文字。只是，三位作者的心态有天壤之别，令人唏嘘。第一篇文章《岁幕天寒忆何如》，作者张怀亮，一九九零年初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张怀亮是何如教授的学生，又和先生长期共事，认为先生“视名利如浮云，一生孜孜于教育和翻译事业”，文章以第一手的详实材料，表达作者“对难忘的导师和长者的感激、爱戴之情”。 三年后，北京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会张沈大力写了第二篇文章：《何如先生祭》，刊于《比较文学通讯》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何如教授只是作者的“一字师”。但沈大力对何如的景仰和怀念之情，至诚至深，十分感人：“何公确是一位重人格而淡名利的中国典型知识分子，他闲云野鹤，不从流俗，漠视权贵”，最后哀叹“像何先生这种优游于物外的一代正在，或者已经消失；眼下新型的一代多为日益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凡事无不为利欲所驱使，营营逐逐，显露活动主义的炎势，怎不令人感怀亡友心中的那种清凉世界！”文中点破了先生晚年内心的无奈与凄凉。
　　可惜，还有第三篇文章。作者正是一位“新型的一代”。著文妄评何如教授精心翻译的杜甫《春望》诗，断言何译“忽视了思维层次的准确性”云云。作者只是先生弟子的弟子，评头品足后还端出自己的新译文。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不禁哑然失笑。且不说八句杜诗被改写成八句平庸的散文，劈头首句第一字即闹大笑话。“国破山河在”，历来的杜诗注疏家，从仇兆鳖到马茂元，都指出“国破”指长安被陷。何老将“国”字语成“首都”，纯属正常，而学生的学生硬要为老师的老师改诗，硬将“国”字重译成“国家”，体现了学生会查双解词典的水平！这种化神奇为腐朽的勇气，叫人摸不著头脑。尤其是在何如教授死后给何如改诗的心情，也叫人费解。
       不久前，何如教授的大公子何学平送我一份材料。我读后又抚今追昔，沉思良久。这是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达耶（J-M.Daillet）一九七九年寄给何教授的一封信。达耶当过译者，本人是诗人，深知译诗之难。他因公访华，在上海买到何如先生译的《毛泽东诗词》，读后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请允许我以感激的心情向您祝贺这个精美的译本……您优美的文笔，完美的音律，使译本具有诗的纯洁和诗的强烈，可以说是用拉辛、雨果、兰波、瓦雷里、阿拉贡和科克多的语言直接写成的……我还要感谢您，让我更好地懂得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和政治家不仅以其政治作用，同时也以其智力威望，能对一个历来酷爱美的民族的优秀人物产生影响。“
呜呼！何如教授，请继续安息吧！
　　（注：此文初成于一九九五年十月，以纪念先生逝世六周年。今仍用原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