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师范大学 吴明贤

      山东大学是我平生最难忘的地方，在那里我度过了三年硕士研究生的艰难岁月，奠定了我一生教学科研的基础；在那里有我最尊敬的老师们，他们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其风范更是潜移默化，成为了我一生为人处事的典范；在那里还有我难忘的同学，他们兢兢业业，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成为了我学习的榜样。恩师董治安先生就是我常常忆念的一位，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首先是他对学生在生活上的关照。我们是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山大的，其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生活上特别艰苦。当时我们的伙食是定量的，每月大米只有三斤，面粉大约只有七斤，其余全是粗粮，玉米占了三分之二，食堂供应的大部分都是窝窝头，很难下嚥，北方的同学尚且不很习惯，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从小吃惯了大米的四川人了。见此情况，董老师和师母钱老师十分关心，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家粮食定量中的细粮部分交给我和小佘（另一位四川同学），而且每到国庆元旦等节日或星期天，还常叫我们几位同学到他家吃饭。平时我们到他家去，他也总是将家里的点心拿出来招待我们。要知道当时董老师的儿女都正在上中学，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并不宽裕的。除此以外，山东的气候也与人为难，十月过后，便飞沙扬尘，大风不断，这对于从未出川、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来说，乍一遇到，身体很不适应。大风吹来，寒风刺骨，嗓子痒痒的，咳嗽不断，因而常常生病。我只好裹着一个大棉袄，行动很不方便，动辄出汗，又没有热水洗澡，更是让人非常痛苦。看到这种情况，董老师不仅嘘寒问暖，时时关心，而且常常替我们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特别是第一个学期的元旦节，董老师让我们五位同学到他家里过节，大家相聚甚欢。由于我的身体不适，再加上家庭出了问题，心里痛苦，因而晚上喝酒甚多以致大醉，吐得满屋都是，狼藉不堪。董老师非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和同学们一道安慰我，并送我下楼。第二天一大早就到我们寝室来询问我的情况，生怕我出了什么事。至今想来，真是惭愧难当。正是由于董老师和钱老师无微不至的悉心关照，我们才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任务。董老师待人平易厚道的长者风范，于兹可见。

      其次是他对学生在学习上的关心。董老师上课特别认真，平时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循循善诱、指导学生读书。第一学期他讲授先秦文学，指导我们阅读《楚辞》，我在读书中发现，中国文学南北有不同，大体言之，北方文学多写实，尚质朴，如《诗经》；南方文学多想象，尚华美，如《楚辞》，并一直影响到后代。这是否和山川地理与南北风俗有关呢？我将此问题请教董老师，董老师并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建议我去看刘师培先生的《南北文化异同论》一文及其他有关材料。后来我找到了刘师培的这篇文章，阅读后的确收获颇大，不仅解决了我心中的疑问，而且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增加了我研究问题的新视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将看书的心得体会写成了《屈赋“释”民》一文，初稿交给董老师，他看后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不少很中肯的意见，作了不少旁批。如第一部分我在论述前人对屈赋中“民”的不同解释时写道：“屈原作品……均作二十五篇。除目前尚有争议的《卜居》《渔父》《招魂》外，一般公认而无异议的是《离骚》《天问》《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这几篇作品提到‘民’的地方共是十一处，其中《离骚》六处，《天问》一处，《少司命》一处，《哀郢》《怀沙》《抽思》中各一处。”董老师在此处批云： 

              这三篇中有无“民”字？可不区分。下文10页。 

这就指出我的文章未明确指出《卜居》《渔父》《招魂》三篇文章有无“民”字的不足，也没有必要将这三篇文章从屈赋中区分出来，并进一步指出这里的统计与后文十页所说屈赋有“民”的地方有“十一处，”“《离骚》一篇中就有六处”重复。再如文章第四部分我在论析“民”“人”二字在屈原作品中的不同用法后写到：“屈原是一个博闻强识，知识渊博的人，他怎么竟会糊涂到‘民’‘人’不分，以至误‘民’为‘人’，误‘人’为‘民’或者同一‘民’字而前后矛盾的地步呢？这是难以解释的。”董老师在旁批云： 

              正面说他用词是很准确，明白无误，恰如其分的。 

真是一针见血。点中了我文章弊端的要害。诸如此类甚多，甚至连错别字也用笔画勾出。初稿返回，我修改后，又将二稿送给董老师。董老师看得更是仔细，批得也更多。例如文章开头一段，董老师便用另纸全部抄下，并在后面批注云： 

              可删（与后文有重）

             点题（题不显） 

意思是开头一段与后面重复很多，可以删去；应简单点出题目，题目在此处没有显示出来。真是切中要害，再如第一部分的第二自然段谈到屈原作品的分期时，董老师旁批云：“移后。10页。”又在第10页旁批云：“作品分期，另段置于此。”要我把前文谈分期一段放置此处且提行为另一段。在董老师的指导下，我又将稿子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后，才将它寄给当时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不久《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就将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不过在发表时却将我原文的第四部分论屈原赋中‘民’‘人’二字用法的不同删去了。这是我发表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心中自然很高兴。当我把《学报》交给董老师的时候，他看了论文后并未批评我，只是说 ；“我原打算把这篇论文推荐给《文史哲》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发表了，很可惜把最后一部分删去了，成了断尾巴蜻蜓。”听到此话后我十分后悔在发表文章前未去征求董老师的意见。董老师为我批注的文章，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斑斑点点，墨迹犹存。抚迹酸辛，董老师那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至今难忘。

      最后是他对学生在政治上的关爱，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左”的风气并未彻底清除，特别在个别领导的身上还顽固地存在着，不时反映出来。记得在80年上半年，因为当时我们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同学们八个人一间寝室，又没有桌子，写字都只有在被盖上进行；图书馆的图书也因多次搬迁的缘故并未打开，有的图书找不到。这些情况是实际存在的，于是研究生中有人写了匿名信反映到了教育部，教育部对此十分重视，将信转到山东省委和学校，望酌情处理。正是因为这封信，80年下半年国家才拨了一大片土地给山大准备新修图书馆。尽管如此，但学校有关部门特别是研究生处还是要清查写信的人，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大家都不得安宁。由于我平时多爱发表意见，对有些事情总是看不惯，因而有关人员总是怀疑信是我写的，又是谈话，又是对笔迹，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但说实在话，信的确非我所写，写信的人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对写信的行为是支持的，对我的调查我是不满的。这段时间我的心里颇有抵触情绪，学习也很低落。对此董老师非常关心，他开导我说；“事情终归是会弄明白的，用不着放在心上，自己正确对待就行了，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董老师的话温暖了我心，使我吃了定心丸。但厄运并未就此结束。记得在毕业前夕的总结会上，大家都已总结完毕，正准备散会。此时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余某突然驾临，她既未参加前面的总结会，当然也就不知道大家前面的发言。但她却急急忙忙，赤裸裸地在会上讲：“吴明贤，你还有反党言论没有交代！”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恨不得一口把人吃掉，简直就像文革中的批斗会一样。不过她的高压和权势并未吓住当时会上的同学，有一位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首先发言，非但没有揭发批判我的所谓“反党言论”，反而转弯抹角，委婉含蓄地给我说起了好话。此头一开，第二位现代文学专业的同学更是仗义执言，为我辩护说好话。此后每位同学发言都未揭发我的所谓“反党言论”，反倒为我唱起了赞歌。余某如坐针毡，气得脸色煞白，心脏病立即复发，按着前胸“哎哟哎哟”直叫，当时只好被人抬下送去医院，其狼狈相，真不堪言说，总结会便不欢而散。当天晚上，董老师知道此事后便来找我，对我进行安慰说：“余书记说的话，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没有什么关系。”一再的安慰我，给我做解释，生怕伤害了我。真情殷殷，使我异常感动。毕业时董老师又来动员我留校，苦口婆心，异常真诚，我虽然很心动，但鉴于总结会上被“扣帽子”的余悸，始终没有答应，坚持回川了。至今想来，真对不起董老师的一片诚心。

      如今，董老师已经仙逝，我们悲痛不已，但恩师音容笑貌，宛然在目，他永远在我心中。             

西江月

为敬悼董治安先生而作 

吴明贤

      终岁穷栖巴蜀，平生仰止山东。分明见到董师翁，皎月窗前影动。      笑语盈盈在耳，慈颜款款入瞳。拍肩召我到堂中，惊醒原来是梦。 

      忆昔明湖绿柳，难忘学道先贤。耳提面命口亲传，授得灵丹一点。      求实求真求理，莫偏莫怪莫玄。斑斑手迹灿妍然，留作千秋规范。 

      节操青松翠柏，文章北斗泰山。堂前桃李总无言，蹊径人流不断。     精熟经书子史，深研辞赋诗篇。全书两汉喜新篇，万代丰功作鉴。 

      强忍辛酸悲泪，高擎美酒鲜花。灵前祭奠漫长嗟，牢记师恩无价。     流水因之呜咽，青山为此披纱。风云雨雾尽无哗，沉痛致哀默化。 

敬挽恩师董治安先生：

      通经史，精诗骚，学高北斗，薪火传千载，

      滋蕙兰，育桃李，德仰泰山，声名播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