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袁殊以《文艺新闻》代表人资格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并当选为常委(其他常委有左联的茅盾、丁玲,剧联的田汉,社联的朱镜我)。这是袁殊正式参加党的外围工作的开始。在“文总”,袁殊和中**员潘梓年、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事务以及“文总”所属机构的联络工作,《文艺新闻》也因此成为“文总”的联络交通中心。潘梓年、朱镜我对袁殊这位只有20岁的爱国进步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很是欣赏,便有意对他进行栽培。在他们的引导下,袁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向朱镜我提出了入党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是袁殊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日子。这天,他应“文总”潘梓年之约来到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汉年和王子春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式郑重地通知袁殊,党已根据他的要求和表现,同意秘密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潘汉年又与袁殊单独进行了一次会晤,潘汉年郑重地告诉袁殊:“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做党的情报工作,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向国民党统治的中上层转变,同时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
　　“党的情报工作?”这可是袁殊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事业。他很清楚做这种工作意味着自己要从一个激进的“左派”变成“堕落分子”,而且由于交往的对象都是些反动阵营的人,也会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亲朋好友所鄙视。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潘汉年似乎看出了袁殊的心思。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袁殊沉思片刻说,语气中透着一种坚定。此时此刻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翻译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袁殊把组织上的任务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和好友翁从六。
　　“你跟定共产党了?”当时还不是党员的翁从六问。
　　“当然跟定了!”袁殊的回答依然是那么坚定。当然,由于工作关系,他不可能将这事告诉其他人,他对另一个好友楼适夷暗示道:“适夷,我可能有一天搞得身败名裂,那时你可别忘记,我们还是老朋友啊!”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知内情的楼适夷很疑惑袁殊的话。
　　“没什么。”袁殊笑笑说。从此,袁殊便将个人荣辱置之脑后,以赤诚之心投入到中共领导的一条特殊战线上,完成了许多常人所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新中国建立后,每每谈起自己在敌营14年的生涯,袁殊常对人说:“我们好像是串戏,在幕后指挥的是潘汉年、王子春,在台上表演的是我,只要戏演好了,羞辱是个人的,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