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他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一版头条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五号第一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的两封读者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六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因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道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记》、第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岚的老友、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当局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鲁迅对此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长,影响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