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钱仲联
发布时间：2010-12-02 1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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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我从1983年起开始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89年之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前后12年。在这12年里，打交道最多的是钱仲联教授。历任校长叮嘱我，中文系一定要把钱仲联这只“老母鸡”照顾好。校长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对“老母鸡”作了如此解释：苏州大学成为首批博士授予权单位，多亏了钱仲联教授，因为他为我校获得了古代文学博士点，那是80年代苏州大学唯一的博士点。正因为有了这个博士点，苏州大学才不断生长出其他博士点，钱先生是“老母鸡”，功劳大大的。
说起这只“老母鸡”，还有一段佳话，当时我校申报学位点时，是把钱仲联先生作为硕士导师申报的。国务院学科评审组讨论时，钱锺书说：钱仲联若是作为硕士导师，那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博士导师。因而我们的古代文学竟破格成为博士点。这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不过，后来流传钱锺书和钱仲联是亲戚，因为都姓钱，想把这段佳话染上私情。为此，我郑重向钱仲联求证过。钱仲联郑重告诉我，他和钱锺书的无锡钱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完全不搭界，无任何关系。联想眼下每到申报博士点时，申报方在材料上弄虚作假，东拼西凑，而后倾巢而出，请客送礼，一场混战，直闹得鸡飞狗跳，钱仲联成为博士导师这一段佳话，更显得是佳上更佳。
我认识钱仲联先生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求学，钱仲联为我们讲授整整一个学期的“中国古代诗词”这门课程。我们学生都对他很崇拜。系里对他的传说很神，说他是光绪皇帝的先生翁同龢的外甥，又说他在上海编《辞海》时和陈毅元帅用诗词唱和，等等，当然，对他敬仰之外还有些畏惧。一次他讲授屈原的《离骚》讲到某一种草时，他说这是香草，恰恰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注明此草是臭草。我不解，课间休息时捧着书本问他，此草到底是香草还是臭草，他答曰：我说是香草就是香草！吓得我吐了吐舌头，不敢与之争辩。他讲课，乡音特重，尤其讲到紧要生动处，完全忘我，节奏急促，声调高昂，如暴风骤雨，直至整个假牙脱落。苦煞那些北方同学，上面是暴风骤雨，他们急得直跳脚，一片茫然。下课后，常常有北方同学向我借笔记。
60年代初，师生关系密切。我和几位同学曾多次到他家拜访。他一见我们，判若两人，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对我们说：我24岁就当了教授，还是“学衡派”——就是鲁迅《估学衡》的那个“学衡”派的成员，当时我们那些用文言作诗者，都以《水浒传》中的108好汉命名，我被大家称为“小李广花荣”。这些言论是在60年代初对我们说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在这方面揭发他。在“文革”中，钱老虽然也受了苦难，进了牛棚，七斗八斗，但中文系师生还是钦佩他的才学，没有怎样难为他。
80年代开始，钱仲联主持《清诗纪事》编撰的宏大工程。他不愿当挂名的当今类似包工头的主编，事必躬亲。在编写事务上毫不含糊。发现问题，立刻处理，有时甚至大发雷霆。有一天早晨，我刚上班，办公室的同志急急来找我，说钱老正在发火。我立刻跑到明清诗文研究室，只见《清诗纪事》的编写老师一字排开站着，钱仲联面对他们站着，在大声训斥，气氛中弥漫了火药味。我担心钱老的身体有不测，立刻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灭火”。《清诗纪事》这样的巨大工程的编撰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钱仲联的“铁腕”是最重要的一条。
钱仲联的性子出名的急，在苏州大学是众所周知的。文革中他下放到校农场改造劳动，每当放假回苏州那天，他就凌晨四五点钟起身，把行李整理好，在床上枯坐着等待天亮。文革结束后，我们教师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到。我也是急性子，但只要有他参加的会议，我到的时候，总见到他早已端坐在会场上，只能自叹不如。所以，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凡是非要他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我们在通知时，就把时间故意延后一小时，如下午两点钟开会就说三点开，这样就不至于要让他提前一小时了。
钱仲联是饱学之士，他博闻强记，晚年尚能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我曾亲身感受到他学养的深厚。 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我主持《中国散文通典》的编撰工作。当条目初步确定后，我对从先秦到清末的近700条的古典散文条目有些吃不准，于是我想到了钱仲联。记得一天上午大约十一时左右，我带着王尧老师去见钱仲联，把条目交给他，请他抽空审定。谁知他却立即审查。当面叫王尧念，王尧念一条，他定一条。每一条他都非常干脆，或是行——定！或是平庸，或是伪作——删！毫不含糊，前后近两个小时，就定下来了，共680条。我不禁叹曰：什么叫博古通今，钱仲联是也。
钱仲联是性情中人。和他商量事情，一般都会得到他的支持。写个序，讨个字，他都会满足你。他似乎也不信鬼神。年初一，我们去拜年，有几次，他就和我们谈他的遗嘱。年初一谈遗嘱，总有点那个吧，我们都阻止他，他依然讲遗嘱有几条，我记得其中一条要献出遗体，说他的大脚趾有特异功能，站着会动，可供医院科研用。但是，有些事他就毫不含糊，90年代初，一次博士答辩后，我和他陪同答辩委员王元化、王运熙和顾易生等先生去常熟游览。在钱谦益墓前，几位先生都照了相，唯独他不照。开始我请他照，他摇头。后来，我又请他照，他依然拒绝。临离开时，我再请他照，他严肃地对我说，不照，如果照了，照片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后代或亲属呢，我和他没关系。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钱仲联。“老母鸡”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的年代，“老母鸡”似乎已成为稀罕，常常在学界撞见的是一些高昂啼鸣的大大小小“公鸡”，他们虽然没有什么“蛋”可炫耀，但他们的声调足以令世界震动。不过，震动之后，我常常会感到一点寂寞。
说起这只“老母鸡”，还有一段佳话，当时我校申报学位点时，是把钱仲联先生作为硕士导师申报的。国务院学科评审组讨论时，钱锺书说：钱仲联若是作为硕士导师，那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博士导师。因而我们的古代文学竟破格成为博士点。这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不过，后来流传钱锺书和钱仲联是亲戚，因为都姓钱，想把这段佳话染上私情。为此，我郑重向钱仲联求证过。钱仲联郑重告诉我，他和钱锺书的无锡钱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完全不搭界，无任何关系。联想眼下每到申报博士点时，申报方在材料上弄虚作假，东拼西凑，而后倾巢而出，请客送礼，一场混战，直闹得鸡飞狗跳，钱仲联成为博士导师这一段佳话，更显得是佳上更佳。
我认识钱仲联先生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求学，钱仲联为我们讲授整整一个学期的“中国古代诗词”这门课程。我们学生都对他很崇拜。系里对他的传说很神，说他是光绪皇帝的先生翁同龢的外甥，又说他在上海编《辞海》时和陈毅元帅用诗词唱和，等等，当然，对他敬仰之外还有些畏惧。一次他讲授屈原的《离骚》讲到某一种草时，他说这是香草，恰恰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注明此草是臭草。我不解，课间休息时捧着书本问他，此草到底是香草还是臭草，他答曰：我说是香草就是香草！吓得我吐了吐舌头，不敢与之争辩。他讲课，乡音特重，尤其讲到紧要生动处，完全忘我，节奏急促，声调高昂，如暴风骤雨，直至整个假牙脱落。苦煞那些北方同学，上面是暴风骤雨，他们急得直跳脚，一片茫然。下课后，常常有北方同学向我借笔记。
60年代初，师生关系密切。我和几位同学曾多次到他家拜访。他一见我们，判若两人，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对我们说：我24岁就当了教授，还是“学衡派”——就是鲁迅《估学衡》的那个“学衡”派的成员，当时我们那些用文言作诗者，都以《水浒传》中的108好汉命名，我被大家称为“小李广花荣”。这些言论是在60年代初对我们说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在这方面揭发他。在“文革”中，钱老虽然也受了苦难，进了牛棚，七斗八斗，但中文系师生还是钦佩他的才学，没有怎样难为他。
80年代开始，钱仲联主持《清诗纪事》编撰的宏大工程。他不愿当挂名的当今类似包工头的主编，事必躬亲。在编写事务上毫不含糊。发现问题，立刻处理，有时甚至大发雷霆。有一天早晨，我刚上班，办公室的同志急急来找我，说钱老正在发火。我立刻跑到明清诗文研究室，只见《清诗纪事》的编写老师一字排开站着，钱仲联面对他们站着，在大声训斥，气氛中弥漫了火药味。我担心钱老的身体有不测，立刻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灭火”。《清诗纪事》这样的巨大工程的编撰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钱仲联的“铁腕”是最重要的一条。
钱仲联的性子出名的急，在苏州大学是众所周知的。文革中他下放到校农场改造劳动，每当放假回苏州那天，他就凌晨四五点钟起身，把行李整理好，在床上枯坐着等待天亮。文革结束后，我们教师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到。我也是急性子，但只要有他参加的会议，我到的时候，总见到他早已端坐在会场上，只能自叹不如。所以，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凡是非要他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我们在通知时，就把时间故意延后一小时，如下午两点钟开会就说三点开，这样就不至于要让他提前一小时了。
钱仲联是饱学之士，他博闻强记，晚年尚能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我曾亲身感受到他学养的深厚。 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我主持《中国散文通典》的编撰工作。当条目初步确定后，我对从先秦到清末的近700条的古典散文条目有些吃不准，于是我想到了钱仲联。记得一天上午大约十一时左右，我带着王尧老师去见钱仲联，把条目交给他，请他抽空审定。谁知他却立即审查。当面叫王尧念，王尧念一条，他定一条。每一条他都非常干脆，或是行——定！或是平庸，或是伪作——删！毫不含糊，前后近两个小时，就定下来了，共680条。我不禁叹曰：什么叫博古通今，钱仲联是也。
钱仲联是性情中人。和他商量事情，一般都会得到他的支持。写个序，讨个字，他都会满足你。他似乎也不信鬼神。年初一，我们去拜年，有几次，他就和我们谈他的遗嘱。年初一谈遗嘱，总有点那个吧，我们都阻止他，他依然讲遗嘱有几条，我记得其中一条要献出遗体，说他的大脚趾有特异功能，站着会动，可供医院科研用。但是，有些事他就毫不含糊，90年代初，一次博士答辩后，我和他陪同答辩委员王元化、王运熙和顾易生等先生去常熟游览。在钱谦益墓前，几位先生都照了相，唯独他不照。开始我请他照，他摇头。后来，我又请他照，他依然拒绝。临离开时，我再请他照，他严肃地对我说，不照，如果照了，照片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后代或亲属呢，我和他没关系。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钱仲联。“老母鸡”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的年代，“老母鸡”似乎已成为稀罕，常常在学界撞见的是一些高昂啼鸣的大大小小“公鸡”，他们虽然没有什么“蛋”可炫耀，但他们的声调足以令世界震动。不过，震动之后，我常常会感到一点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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