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没有抑郁症

——痛忆挚友徐怀谦

单保华

惊闻著名杂文家、《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溘然辞世，久久呆若木鸡，不敢相信。待缓过神来，急求证于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学王太钰，太钰又求证于人民日报社人事局的朋友。千真万确！怀谦因罹患抑郁症于昨天（8月22日）下午1时25分跳楼自杀！

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的老乡、我的同学、我的挚友徐怀谦与世长辞了！我的双眼顿时盈满了泪水。我的内心顷刻万分悲痛。

还记得，1985年9月，我们一起踏上了进京的列车。抵京后，怀谦去了北京大学，我去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他在北大中文系就读，我在警大中文系就读。他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我的老家与怀谦的老家相距十余公里。在大学四年的寒暑假里，我们互相到对方老家看望老人。当年，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砖厂，是位勤劳乐观的人。时至今日，我的父母仍然记得他身穿红色衣衫到我家作客的情景。

1987年暑期结束，我与怀谦一起购买了返京的学生票。我们在高密火车站候车时，遇到在曲阜师范大学上学的吕尧良，尧良邀我们到曲阜去玩。我们都是性情中人，一激动就与尧良一起登上了途经兖州的列车。我们的车票与所到车站不符，我拿着两个人的车票向兖州火车站检票的工作人员举了举，蒙混过关。出站后，我们乘坐从兖州到曲阜的大巴车抵达曲阜。在尧良的陪同下，我们观看了孔府，瞻仰了孔庙、孔林。次日，我们乘坐从曲阜至泰安的长途汽车抵达泰安。我们乘着夜色攀登泰山。第三天早晨，我们站在泰山峰顶观看日出。晚上，我们通过我的大学同学祝琳（现居新西兰）购买了两张站台票，顺利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列车驰过济南站，我们返京的学生票即恢复了功能。后来，他提及我们的这两次逃票行为，颇觉不该。我知道，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可与我在一起，很难完美，因为我是一个敢于冒险又不拘小节的人。

大学期间，我经常到北大去，有时随怀谦听北大教授讲古代文学史，有时随太钰听北大教授讲西方哲学史。我经常与怀谦一起在北大食堂内就餐。虽然学生生活很艰苦，但其乐无穷。

我十分向往北大这所全国最高的学府，于是报考了北大文艺理论研究生。考前，怀谦领我去拜访了导师。可惜，我志大才疏，未能如愿。

1989年大学毕业后，怀谦到首钢实习一年，然后分配去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我到山东省公安厅报到后，二次分配至潍坊市公安消防支队，后又到潍坊市公安局坊子分局工作。我于1993年转业至潍坊日报社。我们鬼使神差般成了同行，尽管他在中央机关报工作，我在地方报工作。

怀谦数次来潍坊采访。他每次来到潍坊，必然与我联系。我陪他到坦克八师采访爱好书写板桥体的师长郭延年，到奎文区采访奎文建设等情况。不管到何地采访，他均没有架子，不像我这个小报记者，有时还端端架子。

怀谦尊重师长。2002年春节，他回到老家。当时，我在高密驻记者站，我还开办了潍坊日报社高密记者站招待所。他一家人在返回北京前一天住在记者站招待所里。我陪他到高密一中看望了他的老师。在招待所里，他将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杂文集送给了我，我将杂文集放在服务台上，有好事者窃取之。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社相继出版过四本书，每出版一本书，怀谦都亲自撰写出版消息并将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去年以来，他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正在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妙真传奇》的进度情况，并问他能帮上什么忙。他总是将我的事当作他的事来办。

我经常到北京办事，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去看望怀谦。我们有时在人民日报社食堂里就餐，有时到他的家中吃饭，有时到外面小餐馆里饮酒。他不善饮酒，往往我畅饮，他小酌。我们无所不谈，谈家乡，谈家庭，谈人生，谈社会……谈到动情处，他免不了长吁短叹。我知道，他有着一颗大爱的心。

怀谦的杂文为世人称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在阅读了他的杂文集《生命深处的文字》后，赞其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论点、有文采，称其为优秀的杂文家。不少杂文家及杂文爱好者非常喜欢他的杂文，并仰望之。

怀谦在《酷的脸》中写道：“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愚乐的时代，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现在再读此文，他那面带谦和笑容的忧愁面孔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这是怀谦生前说过的话。作为一个党报人，我非常理解他。我曾劝他，社会上肯定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安于现状吧，既然愤世嫉俗是徒劳的，莫若明哲保身。可是，他总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该做的事情。

怀谦编辑修改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杂文，并将优秀的杂文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也许，有些未发表的带着悲天悯人气息的文章感染了他。他仿佛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密林中穿行，他找不到出路。抑或，高处不胜寒，他站在新闻媒体的最高端，难御寒冷。他在日夜忙碌中，患上了挥之不去的抑郁症。

对于死，怀谦有他的理解。他在《以死作证》中写道：“死是一个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国，在很多情况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不死不足以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他在恍惚中实践并诠释了他对死的理解。

两个月前，我到北京办事，与怀谦、太钰约好一起共进午餐。当我驱车抵达北京时，怀谦打来电话，称他的姐姐有急事，他已买好了赶往高密的动车车票。因此，我们未能晤面。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那一次通电话，竟然是最后的一次。他乘鹤离去，而余音犹存。

怀谦走了，永远地走了。他走向了天堂，他不再抑郁。

天堂里没有抑郁症。愿怀谦在天堂里无忧无虑，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