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廖哲文之生平
父亲廖哲文，系辽宁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技术五级，该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是棉花栽培专家。1962年3月30日因编书积劳成疾猝然逝世，享年48岁。
公元1914年12月22日（农历甲寅年十一月初六），父亲廖哲文生于祖居地湖南省衡阳县西乡台元寺大胜村雨露堂（现今湖南省衡阳县长安乡大胜村）。七兄妹中排行第一，本系叔祖父志江公所生，五岁时，奉曾祖母屈廖氏之命，过继予伯祖父志鸣公膝下为嗣。
1922年秋，入衡阳县立模范小学。1928年秋，入长沙私立岳云初中，先后在衡阳成章中学，长沙广益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读了一年。考虑中国是农业国，国家要富强，应以农业为本，遂改志学农。
1935年9月，廖哲文考入“北农”（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1937年因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与“北师大”及“北洋”两所大学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1月学校又迁至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9月农学院迁至陕西武功，改名国立西北农学院。1937年10月至解放前，廖哲文加入“北农农学研究会”，在西北联合大学期间，并负责主持会务，出版《北农通讯》刊物。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担任过“湖南同学会”的负责人。
1939年7月底，廖哲文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由学院介绍，到湖北农业改进所任职。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在湖北恩施农业改进所，担任农艺组技佐，主管大豆。1940年2月至8月，奉调去湖北宣恩县农业指导处，担任县农业指导员，并创建苗圃。1940年9月至1942年2月，又奉调去湖北省来凤县棉业试验场，任技佐，主持技术工作，其中1941年7月至12月，晋升为技士，兼任代理场长。
1942年3月受邀，廖哲文赴广西南宁，在省立第四区农场任技士，主持旱作试验，特别侧重蓖麻、甘蔗、木棉等特用作物的研究工作。1943年年中，与四区农场场长梁逸飞合著《蓖麻之栽培及其油之炼制》一书，当年年底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3年3月至1946年7月，奉令兼广西省甘蔗专业督导员。1944年9月至1946年6月，兼任南宁高级农校教员。
1946年6月，我的爷爷志鸣公病重（后病故），父亲廖哲文由南宁返回衡阳故里。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廖哲文在衡阳县立师范及平智中学教书。1947年2月至1948年7月，湖南零陵冷水滩船山高农聘廖哲文去任农场主任兼教员，又教导主任兼教员。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受邀廖哲文回衡阳筹办高级农校，并在私立含章中学任农场主任兼教员。1949年2月至1950年9月，在衡阳私立平智中学任农场主任兼教员。
1950年10月至1952年3月廖哲文受招聘赴吉林省公主岭市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农产系特用作物技士。1952年4月奉调辽宁省辽阳市棉作试验场（后易名辽宁省棉麻科学研究所，又改称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任技士，副研究员。1962年3月30日因编书积劳成疾（棉麻所组织编写《棉花栽培技术 》一书，廖哲文任主编）猝然逝世（脑溢血），享年48岁。
父亲的一生是献身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一生，父亲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1935年12月，在北平大学农学院读书的父亲置生死于度外，与同学们参加了著名的抗日救亡大示威、大请愿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
1947年5月，父亲在船山高农时加入中国农民党，这是一个学术性团体。并于解放后向组织做了交代。然而，在1958年肃反中受极左思潮影响，父亲错误地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处理结论是“不戴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此，父亲不被重用。父亲虽然被错误的定性，但是，从来不气馁，仍然兢兢业业工作，坚信自己清白，一定会还自己一个公道。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1982年春，父亲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
1960年8月4日，辽宁省辽阳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父亲当时正在小屯公社下平洲大队蹲点，他不顾生命安危投入抗洪抢险，在洪水中背出二位老人，受到群众高度评价。
1961年，党中央号召“高级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父亲积极响应，被批准。下放期间父亲与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参加劳动204天，评工计分2823分。除了协助大、小生产队工作，当参谋，还搞了“施肥”、“播种期”、“密植”、“丰产”、“品种区域试验”等八个试验项目。由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艰苦的生活条件摧残了父亲的身体。
1961年深秋至1962年3月底，父亲被棉麻所从农村召回搞编书工作，负主编之责。每天清晨五时即去办公室，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家，节假日也不休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除完成自己的编写任务，又帮助别人编写。在编书的后期父亲感到头晕，同室人多次劝他早点回去休息，父亲仍抱病坚持工作。1962年3月中旬，《棉花栽培技术》书稿由父亲送到辽宁人民出版社交付排版付印。
1962年3月30日晨5时45分，父亲在母亲催促下，准备去看病，在搬皮箱找《医疗证》过程中，刚把箱子放好，突然身体失去平衡仰后倒地，头部重重地摔到地上，父亲连一句话也未留下，眼含热泪与世长辞。辽宁人民出版社在惊悉父亲突然逝世的消息后，发来唁电称父亲“是为编书而献身的”。
1986年，父亲的名字被收入由辽宁省农科院编撰的《辽宁省农业专家简介》一书中，称为棉花栽培专家。该书评价父亲写道：
廖哲文是棉花栽培专家，主要从事棉田灌溉、肥料等方面试验研究，并在辽阳、盖县等地蹲点，进行棉花增产技术调查研究和总结。廖哲文专业基础牢固，田间试验统计水平较高，工作扎实、刻苦钻研，对从事棉花栽培技术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做出一定贡献。在乡下蹲点期间，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导棉花生产，调查总结群众植棉经验，为推广植棉技术，培训技术骨干，发展棉花生产做出一定成绩。
父亲廖哲文的著作有：
《棉花栽培技术》一书（单位组织编写，廖哲文任主编，1962年年中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蓖麻之栽培及其油之炼制》一书，廖哲文与梁逸飞合著。1943年年底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父亲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深得研究所领导和全体职工爱戴。父亲一生艰苦奋斗，生活简朴，布衣淡饭，为儿女节衣缩食，对亲友接济支援。父亲是儿女的好父亲，是母亲的好丈夫。我们将继承父亲的优秀品质，弘扬光大。
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长子：大昕
四子：大平 合撰
2014年12月6日
母亲刘春英之生平
母亲刘春英，1917年4月8日（农历丁巳年闰二月十七）出生于祖居地——湖南省衡阳县金兰镇石坳村香花堂，排行第二（大姊春鸾、三弟柱石、满妹秋萼）。
外祖父刘商仲（又名景霖，1882年——1957年），解放前曾给国民党军队的旅长（是刘族的一个姑爷）当过书记员，又警款征收员，又富智小学（是刘族所办，在衡阳市小西门）校长，直至告老还乡。1957年去世，终年75岁。
外祖母王景寅（1888年——1961年），一贯操持家务，女工活很好（如刺绣），会几种乐器（如吹笛、箫）。1961年去世，终年73岁。
石坳附近有刘家大户，分别住在香花堂、谢家堂、龙家堂。香花堂屋后是南岳衡山山脉的芳头岭，山上竹林茂密，香花堂大门前有三口水塘，香花堂屋前有许多桂花树，香花堂因此得名。香花堂解放前住有三十多户。
香花堂始建于清朝初年，那时的香花堂共有三正七横，青砖碧瓦、雕梁画栋、规模宏大。上正厅设有神龛，两边是对联，上联“遵祖训克勤克俭”，下联“教子孙或读或耕”。
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历来诗书传家，大官、博士、名流辈出。民国时期，香花堂又先后走出六位大学生、五位中专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原台湾“行政院长”刘兆玄祖籍就是香花堂。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在香花堂出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生，1949年领大将军衔去台湾，后官至国防部次长。
母亲童年在香花堂旁的刘族小祠堂读私塾，受启蒙教育。在距香花堂二里路的芳香屋读初小。少年时代，在衡阳市北门的衡郡联立女子职业中学读书，当时满姨秋萼也同在该校读书。该中学是七县联合所办，上午学文化，下午学职业，开设缝纫、刺绣、染织三科。本可寄宿，但外祖父嫌校风乱，让母亲和满姨住在衡阳市小西门刘族的寄房（距学校有8里路，外祖父也住在此），中午在学校外面购东西吃，每天姐妹俩早去晚归，来去匆匆。因日寇入侵，母亲辍学回到香花堂。满姨随学校搬到衡阳南乡三塘，直至毕业拿到证书。
当时母亲是非常喜欢多读书的，一再恳请外祖父继续供其读书，但外祖父不允。外祖父说，女孩子只要会写个信就行了。那时，刘族公家十分重视对本族子弟子女教育，不分男女，只要读书，公家出学费供书的，因此，刘族出了不少读书人，后来刘族在衡阳市小西门还办了富智小学，外祖父晚年在那里任了几年校长。外祖父不愿再供母亲读书，家境不宽裕是主要原因。
1933年7月，母亲与父亲订婚。当年母亲16岁，父亲19岁（刚刚高中毕业），
外祖父刘商仲与祖父廖志鸣两人是衡阳府中同学，是这层关系父母结的亲，介绍人叫王俊章。
1941年1月中旬，母亲与父亲结婚。母亲结婚那天，从香花堂到祖父的居所两路口七星町的成讲堂（现今衡阳县台源镇八拱桥村成讲堂村民小组）有80里路。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天雪，寒冷使得母亲在轿子里快要冻僵。轿子到了目的地，轿子盖被看热闹的人掀开（母亲把它看成不祥之兆，母亲晚年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结婚后的几十年的坎坷遭遇是结婚那天轿子盖被人掀开之故）。
父亲一定要等大学毕业工作，在经济上自立后才与母亲结婚（时年父亲27岁，母亲24岁），从定婚到结婚拖了8年，这在旧社会是十分罕见的。
1941年2月底，母亲随父亲赴工作单位湖北省来凤县棉业试验场生活，父母并带二叔廖哲明、舅舅刘柱石由衡阳到来凤县找工作，安排哲明二叔在来凤县联中教书，刘柱石舅舅在县农业推广站工作。
母亲自幼习赵体，写得一手好字，在湖北给单位抄写资料，挣的钱买了金戒指，后来给外祖父外祖母换钱买米了。
1941年12月21日长子大昕出生于湖北省来凤县。
1942年2月，父亲到恩施述职时，前场长对父亲发生误会，疑父亲把他场长一职占去，故父亲不得不坚决辞职以表白心迹，母亲带孩子大昕随父亲离开来凤县返回衡阳，哲明二叔和柱石舅舅同回衡阳。
1942年3月，父亲只身赴广西南宁省立第四区农场工作，母亲带大哥大昕住在祖父祖母家，母亲生大哥大昕时做了手术，恢复得很慢，需扶墙而行，无奶水。祖母刘淑云为大昕请了奶妈，母亲带大昕去广西时，大昕都会写字了，祖父祖母很高兴，视大昕为掌上明珠。
1944年初，母亲带大哥大昕赴广西南宁与父亲团聚。1945年2月5日，二哥大道出生于广西龙茗县联合农场。1944年春，父亲奉令负责筹办高级农校，8月初正式招录学生，这时，日寇侵入桂林、柳州各地，场方派父亲赴隆安择址筹备开学，9月中旬正式上了课。10月邕宁沦陷，日寇又犯隆安，农校又迁至进结，11月农场和农校又迁至龙茗县城复课。从1944年8月至二哥大道出生，为避日本难，母亲拖着身孕，爬山涉水，东躲西藏，风餐露宿，提心吊胆，常常是前有土匪堵截，后有日寇追击。1945年6月南宁光复，举家回到南宁四区农场。
1945年6月，父亲接到祖父病危电报，母亲带俩子随同回到衡阳，乘汽车途中遇洪水十天才抵家，这时祖父已先六天而逝。当时，手无余资，家无宿粮，全靠借债渡过难关。当年秋，父亲卖掉9亩禾田，才得以还清债务。一年后将祖父灵柩发靷安葬，至此，家中经济又陷入苦境。
1947年1月27日，三哥大成出生于衡阳县台源镇八拱桥村成讲堂，这个村是我祖母刘淑云的娘家。
1947年2月至1948年7月，湖南省零陵冷水滩船山高农聘父亲去任农场主任兼教员，母亲带三个孩子随同。父亲把二叔哲明、三叔哲度带去，安排到冷水滩文德中学任教。
1948年8月，衡阳友人再三函邀父亲回衡阳筹办高级农校，母亲带三个孩子同父亲由零陵回到衡阳。
1949年4月15日，四子大平出生于衡阳私立平智中学（现称第九中学）。父亲在这所中学任农场主任兼教员。
1950年10月，东北招聘团在南方招聘技术人员，父亲受招聘，赴吉林省公主岭市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父亲带大哥大昕先去体验东北的气候，母亲带二、三、四子回到八拱桥村成讲堂暂住。
1951年春至8月，家乡举行土地改革，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并令退还农友血汗所得果实，计谷60余担。用家中的一切什物抵偿外，交谷40来担，我家多方借贷（大部分是父亲由东北汇款）把款交清。8月，农会放行，母亲领二、三、四子和四叔哲能（读初中）赴吉林省公主岭，全家得以团聚。土改期间，母亲担惊受怕，着急上火，身心遭受摧残。
1952年4月至1972年2月，父亲工作调到辽宁省辽阳市棉作试验场（后易名辽宁省棉麻科学研究所），全家随迁，母亲在辽阳市生活了20年。这期间，五妹大立（1952年6月26日），六弟大宪（1954年6月26日）、满弟大宁（1956年9月17日）相继出生于辽阳。
母亲刺绣活很好，1957年以前和196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从辽阳市大什街外贸部门拿活儿回家来绣，绣的是枕头套、台布等，按刺绣的质量计等级论价，母亲的活儿总能被评为较高的等级，挣钱贴补家用。
1958年大跃进，棉麻所号召家属也加入到火热的潮流中，母亲参加的是制作化肥的工作。因有许多重体力活儿，结果母亲得了子宫脱垂病，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深受这个病的拖累和折磨，直至在辽阳市二院做了子宫摘除手术。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棉麻所的家属推选妈妈做街道工作，无报酬，母亲积极工作，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常常外出开会，家里还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也顾不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物质匮乏，许多东西都凭票购买或配发到街道，母亲没谋一点私心，自己家从来不留一样东西，发的盆，锅、暖瓶等物品，都是送到最需要的人家去，母亲的工作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赞誉。记得与我家隔一户的是新结婚的王技术员，当母亲把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暖瓶送到他家时，他连连说“太及时了”，再三感激我母亲。
我们是南方人，到了东北气候不适应，孩子多病痛也多，母亲平时克勤克俭，但是，哪个孩子得了病，母亲心急火燎，一刻也不耽搁，立即送医院。1963年初夏，四子大平游泳得了中耳炎半边脸肿了，母亲发现后立刻领他去辽阳市中医院看病，吃三副汤药就好了。父亲虽然工资高些（副研究员，每月工资149.50元），但是，我家九口人，每月医药费就得花费二三十元，所以，经常是每月钱不够花，花过头钱。1958年冬，满弟大宁得了重病在辽阳县医院住院，那年底父亲发了60多元的跃进奖全都花光。大立妹妹半岁大时得了肺炎，母亲每天奔波辽阳市立医院二次送孩子打针，我家到市医院五里路，母亲步行抱去抱回，医生曾表示治不了了，母亲苦苦哀求医生再试试，终于将奄奄一息的妹妹生命挽救回来，为此，母亲脚上生了疔。
1962年3月30日早上，48岁的父亲得脑溢血猝然逝世，这一晴天霹雳使我家塌了天。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七兄弟姊妹都是学生或玩童，我家没有了经济来源，棉麻所领导动员母亲让一个孩子接班进单位挣钱养家，母亲考虑来考虑去，大哥大昕在沈阳农学院读书，而且正得肝炎病住在医院，母亲没敢告诉大哥，怕他受打击加重病情。三哥大成才15岁，只好让正在读技工学校的二哥大道辍学接班，17岁的二哥大道小小年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二哥每月工资32元，棉麻所给我家每月补助25元，合计每月57元，因我家8口人没达到辽阳市最低居民生活水平线每月10元的标准，后调高到每月补助38元（大哥大昕在大学有助学金除外）。从此，我家经济陷入了极度地窘迫中。我家男孩子多，粮食不到月底就吃光，粮食是供应制，粮站不提前售下月粮，没钱买议价粮，母亲只好用蔬菜、海带、榆树叶、野菜代粮。每当吃饭时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经常只吃一点点儿，为了让我们孩子们多吃点儿。
为了挣钱，母亲拖着有病的身体去棉麻所农田干临时工，给棉花秧摘尖、打枝杈、采摘棉花，不论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北风呼号，母亲都坚持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棉田里劳作。
当年，棉麻所的大麻用人工剥皮，麻皮公家按重量计价收回，麻杆归个人家烧火做饭。每年冬季，母亲都让所里工人送来一马车大麻，母亲在我家房后天天冒着凛冽的寒风，手脚冻得僵硬，手裂着血口子，一干就是一整天。五妹大立、六弟大宪放了学也参加剥麻。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辽阳市省棉麻科学研究所成为辽宁省农业口和辽阳市的重灾户。研究所的领导全都成了走资派被打倒，广大科研工作者靠边站，有的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下大地、干农活、扫大街。我去世多年的父亲也被翻出来成为批判所领导的罪过，说什么“廖哲文是历史反革命”，“领导对他的家庭照顾得太好了” ……
就这样，我家每月38元的困难补助费被停发；我二哥大道原先工作在化验室做化验员，被拿下来去干农田活，跟牛鬼蛇神一块儿劳动；我母亲被要求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扫大街。我二哥和我母亲身心受到了极大地刺激和打击。我全家人生活在恐惧、无奈、无助的氛围中，经济原本就窘迫，停止了单位的困难补助，全家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1972年1月，母亲带五妹大立、六弟大宪、满弟大宁，举家搬到山东省莱芜县。当年，五妹大立中学毕业因病留城，但是迟迟不给安排工作。六弟大宪中学毕业，我家生活困难按政策可以留城添工，头一天三哥大成去学校问老师说留城有廖大宪，第二天学校大会公布廖大宪竟在下乡的名单中。
1971年3月，四子大平随所在的鞍山井巷工程公司集体调到山东省莱芜县张家洼矿工作。看到山东的这个矿山刚刚初建，弟弟妹妹添工可能性大，为了减轻二哥大道肩上的担子，就把家搬到了山东。1972年1月初全家抵张家洼矿，当时，家属宿舍还没建好，我家暂时在农村老乡家借住，当年年底搬到了新建的宿舍。在从辽阳市去山东莱芜的路上，在沈阳换车时，天寒地冻路上结了冰，母亲不慎摔了一跤，造成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将养，手腕子骨头没接正。
1972年3月六弟大宪被招工入矿。后来五妹大立年年添工都被拒，说添工只照顾子女，不照顾子弟，我家已经照顾一个人了。
1973年2月，经过大哥大昕的努力，二哥大道的工作从辽阳市省棉麻科学研究所调到辽宁省义县水电修试厂做钳工。
1977年7月满弟大宁中学毕业被分配下乡到江苏省大丰县海丰农场。
五妹大立的工作年年解决无望，她经常着急上火哭哭啼啼。看到她这种状况，五弟大宪1978年12月把工作调回辽阳市，1979年夏母亲把家搬回了辽阳市。经过三哥大成的努力，五妹大立、满弟大宁添工到辽阳市石油化纤总厂。
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母亲的养育下，我们七儿女都有了工作岗位，成立了家庭，有了后代。
母亲为了养育我们七儿女，含辛茹苦，操碎了心，我们的母亲是善良、慈祥、伟大的母亲！
2002年12月12日（农历壬午年十一月初九），母亲不幸在义县病故，享年八十六岁。
2003年3月29日清明时节，我们七兄弟姊妹在辽阳市宏大公墓，隆重举行“母亲骨灰安葬暨与父亲倂骨仪式”。在碑文中，给父亲题的是“献身农研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给母亲题的是“养育儿女含辛茹苦风范永存”。
如今，可以告慰天国的父亲母亲，七子女都已退休，您们的后代已是人丁三十八口的大家族。孙代家庭中有博士1人，硕士4人，大学生11人。我们永志不忘您们的养育之恩！永远缅怀您们的教诲，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团聚友爱，踏实做人，将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长子：大昕
三子：大成
四子：大平执笔
2017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