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自由而非功利为善，达到至善、纯善
什么是善，不同的人、不同的派别，就会有不同的答案。然多数会将善与功利或者称为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凡是能够给整体带来利益的行为便是善行，佛教并不反对这一标准，但认为这种与功利相结合的善只是有为之善，是积累福报的小善，并非至善。佛教判定善恶的最高标准不是利益，而是自由。也就是说，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善行，关键不是看它是否给人、特别是他人和社会带来了利益，而是看它是否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它是增加了人（包括他人与社会整体）的自由，还是削弱了人的自由。
如梁武帝见达摩，道是自己一生造寺度僧，布施持斋，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答曰并无功德，梁武帝不明其意，达摩见其不契，便再次北渡。后来六祖惠能对此重新解释，道是武帝不明正法，其所施为，皆是有为小善，只是福德，不名功德，所以祖师答并无功德。住相布施生天福，只是人天福报，福报尽时，还得陷坠，与无为功德相去甚远。唯有智慧功德才能使人得大自在，真正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善。
以功利为善，难免将崇高的善行与世俗的金钱联系起来，有人甚至以捐钱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人的善心，未免将善庸俗化，乃至背离了善的本质。佛教一方面强调布施的福德，一方面又强调无相布施，即无施者相，无受者相，无施受物相，达到三轮体空，才是功德无量的真布施。因为一有施受之相，就有报应，就会妨害双方的自由，与至善相违背，有些地方过于重视有相布施，总是以捐钱多少来排座次，甚至给予不同的待遇，严重伤害了信徒的感情。也有的以捐钱多则功德多、成道快相诱惑，使信徒进行超经济能力的布施，这就更成问题了。六祖惠能明确指出：成道非由施钱，关键是要有平心、直心、觉心，佛教界应以身作则，引导信徒从有相布施提升到无相布施。
孔子对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作过总结，道是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之时达到最高境界，在道德修养上趋于至善，在他看来，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包含两个方面，从外相上，是一种规范与约束（不逾矩），从内在方面讲。则是一种自由（随心所欲）。孔子最终实现了二者的合一，而其一生，既是不断走向规范的过程，更是不断走向自由的历程。后世往往忽略孔子的随心所欲，却大谈其如何不逾矩，实是买椟还珠，不知表里。
规范与自由是道德的内外两面，而世人往往只强调以遵守规范为道德。衡量个人的道德时只强调他没作坏事，不考虑他到底作了多少好事，是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木人、石人也不会作坏事，而且一点错误都不会有，但不能说木人、石人就是最好的人。在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时，也往往只是人们是否遵守规范、社会是否稳定为标准。于是有人怀念文革前十七年，说那是黄金时代，整个社会一条心，甚至也有人怀念七十年代，说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小偷，真正是夜不闭户。
只强调规范与约束，只重视稳定与秩序，以此作为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当然是错误的。虽然当今社会问题不少，表现出来的犯罪现象似乎比过去要多，但从总体上讲，道德水平比起前几十年还是提高了很多，不存在什么道德滑坡，因为现在人们的自由度比过去高多了，整个社会也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与创造力。那种高压下产生的畸形的稳定是最不足取的，是以牺牲全体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也是最不道德的。
传统的道德观过于重视整体价值，强调通过压制个体、牺牲个体来保证整体，以个体为手段，以整体为目的，自由的道德观要求确立个体价值的意义，将个体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为己为最高的道德。自由的道德观还要求重新确立道德的以生命为本的本来意义，将附加于道德之上的其他外在的扭曲的东西全部清除，恢复道德的本来面目。自由的道德观更要求摆脱一切自私的本能的狭隘的私欲的影响，使人从肉体的人上升为精神的人，从他在的人变成自在的人，从功利的人变成自由的人。
佛教自由的道德观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当今社会更应发挥其作用，提高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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