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
宋导游与我几乎是跟着毛家后人的脚步,先去毛泽东广场,再去纪念馆和遗物馆,一路上都看到紧张的安保人员。在等待遗物馆解除人流管制的时候,她跟我抱怨说,现在来韶山的旅行团质量一年不如一年。
“质量”指的是年龄结构、消费能力、停留时间,以及对毛主席的感情。“感情”当属第一位,感情深了才有消费意愿,才会逗留、带来经济效益。现在不仅年轻人很少,而且“都无所谓,看一会儿就走了”。在湖南的旅游版图里,韶山只是一条辅线,比不得张家界和凤凰古镇。
宋导游有些许失落,很快又抬起头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一般只带团队,不带你这种散客的。”说完手机响了,她一边讲话一边踢着脚下的烟蒂,越踢越远。
纪念馆旁边是毛泽东图书馆。在那里我翻阅了韶山市志,“虞舜南巡,奏韶乐于此,故名”,不过韶山大事记是从1893年毛泽东降生开始的。1966年以前,游览的多是老革命和亚非拉友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290万人来到这个村庄,而1964年和1965年的数据只是7.46万和20.1万。
红卫兵涌入韶山的时候,韶山冲村民毛世襄14岁,他得知坐火车不要钱,一路跟着串 联到了北京,不过没见着毛主席——他爷爷与毛泽东同为“泽”字辈。毛世襄的祖父家境困窘,一家三口只有不到一亩地,在毛泽东家做了长工。1927年毛泽东离乡后,韶山冲里鲜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只知道在干革命,不知道那么高的地位。”
毛世襄经营着一家小旅馆。第二次到达韶山,我就住他家中。他每天为旅客做饭,还会不断催你——“快吃饭啦,菜凉啦”,像是家里的长辈。讲起乡邻毛泽东,却像讲述遥远的传说。
“如今开放啦,怎么讲他都可以。以前有人在打牌时抽乌龟,在写有毛主席名字的纸上画了乌龟,被判 刑6个月。”讲起村里的历史,韶山冲没有例外——土改中欢喜地分到了田地,大跃进村里饿死过人,“文革”中斗私批修,主席去世伤心落泪,反而是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时,乡干部屡屡推脱,想要“守住主席的路线”,毛世襄家分到承包地的时间比别的乡镇晚了整整一年。
韶山市志的旅游数据里,隐藏着毛泽东身后37年社会心态的起伏不定。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韶山在经历了70年代末的冷清后,迎来了第一次游客潮。《人民日报》从11月起,都在说整党和怀念毛东泽,呼吁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整党运动。1980年代,韶山的游客数据稳步增加——面对改革大势,到韶山旅游成了一种政治表达。在游客不断增多的1988年,毛世襄丢掉了木工的活计,在停车场卖起茶水,第一天就挣了12元,“那时候觉得做生意简直太容易了!”
1990年代初的徘徊后,中国还是决心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迈开大步。就在这时,一场“毛泽东热”意外兴起,各地举办的音乐会上,《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成了最受欢迎的曲目,北京的卡拉OK歌舞厅里,穿霹雳装的歌手唱起摇滚版《南泥湾》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下海潮、下岗潮、人文精神大讨论,财富的、审美的,乃至身体的和精神的,一波波变革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毛泽东开始成为朦胧的精神寄托,用以消除内心的迷茫与不安全感。在年轻人中间,时代的隔阂开启了审美与娱乐的可能,毛泽东像时下的格瓦拉一样,成了文化消费品。而作为政治理想与利益诉求符号的毛泽东,还要到10年后贫富更加分化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诞辰100周年是毛世襄记忆中最盛大的庆典,时任总书记江 泽 民为毛泽东广场揭幕,《韶山报》连续多期都在谈“铜像回家”,“汤老板进京办饭庄”、“把农民推向市场”、“培训场上练功忙”这样的新闻穿插其中。报纸报道了民间纷纷为铜像广场捐款的故事。这一年,120万人前往韶山,第二年又涨了30万。广场逐渐成为村庄的中心,铜像两边建起了一排排房子,毛世襄租赁其中一间,开了饭馆,一年收入三四万,几年之后,他拥有了自己的旅馆,招待那些怀念旧日时光的人。
宋导游指引我进入遗物馆,去看那件有着73个补丁的毛泽东睡袍,其他的角落里摆放有进口饼干、录音机、雪茄,其中一些是国礼。宋导游告诉我,遗物馆里规定不让讲解。在快要结束的地方,摆放着镇馆之宝——一方寿山石龙钮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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