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禅之门》：四祖禅法(4)

下面我想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念佛禅的方法，或者是说进入一行三昧的方法。道信禅师的禅修方法就是“守一不移”。我想，这一点不但是修行的诀窍，也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诀窍。做一切事业、成就一切事业的根本方法就是认准一个目标不动摇。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道信禅师继承了南北朝时代傅大士的方法。道信大师说，诸经禅观之法有多种多样，但是傅大士所说只是单独地举了一个“守一不移”。傅大士是梁武帝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弥勒菩萨转世。弥勒菩萨的应化，在梁武帝时候应化的就是傅大士，在五代时候应化的就是布袋和尚。

傅大士说：“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任意看一物。无间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弛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空净眼”，空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的眼就是法眼，就是清净眼。“一切法有”，就不是空眼，就不是清净眼，就是有瞖之眼。“以此空净眼，任意看一物”，以我们的法眼能够集中注意力看一件东西，就是守一。五祖的禅法依据《十六观经》里边讲的看太阳、观太阳，平视太阳或远或近。你去观想一个假想的太阳，慢慢地你的注意力就能够集中。这是从有相来修，从有相修到无相。专心致志地念一佛号也是注意看一物，称其名字、念念相续。“无间昼夜时，专精常不动”，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要间断。专心致志，精进不懈，精而不杂，不要动摇，不要转移。这是一个总的要求。万一心动了怎么办？“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果说我们的心起了妄念怎么办？他讲得很形象，马上伸手把它拽过来，意思是在妄念起来时不要跟着走就行了，你跟着走就错了，你不跟着走当下就收回来。他打了个比喻，“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拿绳子把鸟的脚系住了，鸟要飞怎么办呢？你马上又把它拽回来，不让它飞掉。鸟比喻的我们这个心，绳子就比喻我们念佛的这一念。我们的心要分散精力了，你就以佛号把分散的心拉回来，集中注意力在佛名上面。像这样“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用这种方法每天这么去做，专精不移，终日不要转移目标，我们的心自然就泯然。泯然就是停止一切妄念，泯就是消亡的意思。一切妄念停止了，我们的心就自然安定。当然守一不移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心在用，而不是无心在用，故有能有所。我们初用功夫的人一定要从有心用功、有能有所开始。从有心用到无心用，从有能所到无能所，到能所双亡，那就是得三昧的境界了。

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守一不移这种方法还为各种法门所沿用。这个方法是继承了傅大士所传的禅修方法，也可以说是修一切法门的一个基本方法。一般讲禅修时，这种方法被叫做“心一境性”，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境就是对象。守一不移这个方法是我们传统禅法里边的精髓所在。

上面从一行三昧、万法不离方寸、守一不移这三个方面说明了四祖禅法的功夫、见地与方法。下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四祖其人。

四祖7岁出家，12岁就跟随三祖僧璨。他跟随三祖僧璨有12年时间，到24岁的时候，已经完全继承了三祖的心地法门。三祖僧璨那时就到广东罗浮山去隐居。四祖得了法还没有受戒，六祖也是得了法还没出家，先隐居了15年才来落发受戒。所以法是平等的，不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可以得到，这就体现了佛法的伟大和平等精神——要得道见性，不见得就非是出家人不可，在家人一样能够修到究竟。两位祖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然作为传法还是要现僧相、现比丘相，这样他才有摄受力和教化力，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现出家相来教化众生的。

四祖三十多岁才定居在现在的黄梅西山双峰山。四祖除了提出具体的禅法以外，他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改变了历代禅师传法的方式。四祖之前的历代禅师都是在一座山里边、一个石崖边，搭一个茅棚住在那里。而四祖改变了这个状况，他在双峰山底下修了一个大庙，有几百徒众聚在那里。这样一来聚徒教学，使禅宗从没有根据地到有一个根据地，从分散修行到集中修行，这样做有利于一个教团或者教派的成立和发展。假设人员总是分散的，既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形成一种合力。这是第一点。

下面讲第二点。当时应该说黄梅这个地方经济还是相当落后的，直到今天那里也并不富裕，几百人住在那里，吃喝是一个大问题。从佛教传到中国来，和尚要吃这口饭跟儒家一直在发生磨擦。儒家认为，和尚不生产却要吃饭，不织布又要穿衣服，儒家总放不下这一点，总在跟佛教发生磨擦。学佛教史的都知道，实际上是为了一个经济问题。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四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也有一双手嘛，我们来开荒种田，不作不食。收获一点粮食够我们吃饭，能够疗我饥疮，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修道。

他就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一大革命。中国佛教如果没有走这条路的话，就没有今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不这样，在唐武宗灭法的时候，佛教就会被彻底地被消灭了，就再也起不来了。佛教之所以没有被消灭，就是因为只有禅宗不化缘，在水边林下开一块地就能够生活，解决了吃饭这个经济问题。百丈禅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没有问题了，教团的发展就消除了基本的障碍。这些东西到现在还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回味。如果不总结历史教训，我们也可能随时随地会遇到新的困难。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禅宗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特别在解放后，我们重点地发扬了这一项优良传统。解放后佛教能够延续、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靠这把锄头——这把锄头能够种地，能够弄点饭吃，这样，我们这一件衣服保存下来了，我们这一本经书保存下来了，我们这个形象保存下来了，所以才有今天的佛教。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教训和经验。有了四祖的“不作不食”，才有百丈禅师完整地把这种精神体现出来；有了四祖“建庙聚僧”这样一些举措，才有马祖建丛林。“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在中国佛教史上，在中国禅宗史上，这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活动。假如没有这样一些重大改革的话，中国佛教就没有今天。当时，为什么要改革呢？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重农的国家，是一个对托钵化饭吃的人不恭敬的国家。托钵化饭吃是乞丐，谁会恭敬一个乞丐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才托钵化饭，这跟印度的风土人情完全不同。印度托钵化饭吃受到恭敬，认为这是修道的人；而中国认为这种人是懒惰的人——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来托钵化饭吃啊？你不晓得去干活啊？改革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改革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