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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车后的第二天，我还要按照原行程出发——车站一如即往，有序的嘈杂，过一阵子，喇叭便播诵一次：“去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隐约的胡思乱想，像冬日里冷凝的呼吸，就悬在鼻孔前。火车的那一头，有工作在等我，在生存面前，所有痛哭犹疑都像是矫情之一种。
我偶尔当笑话讲给人听——却被一个不认识的小朋友指斥。他说为了给“有关部门”施压，应该集体抵制高铁，只有全车厢空空如也，才是空拳的力量。我哑然失笑，小朋友太年轻，还不懂生活。
我没有跟我妈讲高铁事故——就像现在，我也不和她谈马航意外一样。我和她聊的社会新闻，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如何被骗或者摔倒没人扶。危险世代，每个年龄层有自己的恐怖要面对。
我却忘记，信息时代，儿女不再是老人获得新闻的唯一窗口。
高铁事故后第二周，我正常外出，本应周日到家，周六上午，我妈打电话给我，劈头一句：“你怎么还没到家？”我一愣，说：“你弄错日子了。今天是周五（我也慌乱得口误）。你不要紧张。”她说：“哦……（明显松一口气）我不紧张，你也不要紧张。”挂了电话。我觉得有眼泪，好像要掉出来。
我明知恐惧无济于事，甚至可能出于“先发制人”的念头，变成恶意。但我，控制不了，它从心底一层一层地翻出来。生死大劫，阴影重重，每一个好日子都像苟且偷欢。
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正能量便是：因为恐惧，因为知道终将失去，于是把与你共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最宝贵的光阴——这个“你”，是我的家人爱人朋友工作以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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