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台禅寺集体剃度风波的省思（2）

社会变迁使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对宗教产生不同的价值观，正如笔者在本文一开始即提到的，这是相对的、互动的过程，台湾佛教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过程中，产生女性受戒人数激增特殊现象。问题是，为什么战后台湾佛教吸引的是高学历、年纪轻的女性？或者，为何是佛教一枝独秀的吸引台湾女大学生？譬如，同样在大专院校蓬勃发展的基督教校园团契活动，便未产生女生集体决志入道的现象。虽然近十年来佛教积极进入校园，致力于吸收年轻优秀的学子；而各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组织、寒暑假佛学营，其组织方式基本上受到基督教校园团契和寒暑假进修营的影响，而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无可否认的，基督教在大专校园中有长期的优势。

和大专院校的佛教社团比较起来，基督教校园团契提供青年学子交游的机会，并且强调“不同心不能同轭”，鼓励其男女成员建立基督教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决志奉献一生不婚去传教的女大学生并不多，似乎应当减低来自学生家庭方面的阻力。但是进一步分析，加入佛教社团不一定便会出家独身，佛教茹素的要求，往往使得佛学社团透过同炊共食的方式，和校园团契的宿舍一样提供志趣相同的男女学生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一般相信基督教不拿香祭祖，为变相的断绝家庭香火，这和女儿持斋无法主中馈一样，亦使得学生家长产生疑虑，惟恐女儿无法顺利找到归宿。如果撇开女大学生信教的家庭背景和区域性差异不论，从传统的家庭价值而言（至少在中台禅寺事件之前），一般父母亲对校园里的基督教团契和佛学社团的疑虑，差别似乎并不大。

传统的家庭价值中，女性的社会与宗教身分是由她与男性的关系来界定的。在从父居的家庭组织结构中，中国社会的女性未婚从父，婚后生育男性子嗣，才能成为正式的家庭成员，死后得以入祀夫家系谱。Arthur Woof 的研究显示，台湾乡村对还没怀上第一胎的新嫁娘，多少是以纵容小孩的态度来对待她，正反映女性是藉由生育来过渡其于娘家和夫家的身分转变。生育男性子嗣之后，女性才得以“某妈某氏”的称谓登上祖宗牌位，代表她继续夫家香火的生产力，以及联系其夫家和娘家两个男性谱系的贡献。因此女性未婚而夭折，便无法于祖先崇拜系统中定位，成为其父母的问题。现代的台湾社会虽然比较能容忍女性晚婚或独身，但是在从父居、从父姓的家庭结构中，婚姻仍然被视为达成女性社会身分的基本条件，因此婚姻状态亦成为构成所谓“正常”的女性生涯的必备条件。

相对于走入婚姻的女性，出家守贞的女性，中国社会往往视其为“不正常”，因为其父系制度无法归类这些拒婚的女性。但是佛教也因此成为提供女性另类身分的社会机构。譬如未婚及夭折的女性可以于往生前受戒，以尼礼入塔；死后或是火化入塔，牌位交由寺庙岁时祭祀；或是经由菩萨收养的仪式，得塑金身，由无主的孤魂升格为阴神，以求香火供养。更普遍的做法是乡社建立公共佛堂来安置寡妇守节；豪富的仕绅于内院建立家族佛堂，而由不婚（或失婚、或无后）的女儿来维持，亦是屡见不鲜。经由出家身分，女性持守佛教斋戒守贞的宗教戒律，而佛教也被父系社会转化成控制女性贞操的机制。

考虑到父系社会对女性生涯的定义之后，校园团契和佛教社团对女性宗教生活的影响即显现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即基督教罕能提供女大学生一个不婚而独立的神职人员身分（牧师与传道士、僧与尼之间的阶级关系毕竟不同）。即使女基督徒十分虔信，她可能全力支持配偶的传教热诚，而非自己决志入道不婚。所以女儿果信基督教，父母还可以希望她“嫁”入基督教家庭。但是一旦剃度出家，台湾女大学生拒绝的是整个社会规范的女性生涯和性别角色，这便是中台禅寺事件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社会的原因，因为性别角色被颠覆了。（相较之下，基督教的信仰系统因为在祖先崇拜制度的化外，神职位置又男尊女卑，反而对台湾社会冲击较小。）佛教颠覆父系家庭制度的性别角色，和传统并无差异。因此要了解台湾女大学生集体出家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意涵，与其质疑女性为何出家这样一个传统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比丘尼这个女性宗教身分的现代意义上。意即，甚么原因促使台湾的女大学生对成为比丘尼（出家不婚）感到兴趣？

由于女大学生集体出家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现象，笔者认为出家可能代表一个新机会，开启女性于家庭之外的社经独立地位。历史上不乏妇女藉由参加宗教社团而加入所谓的公共领域，获得独立于婚姻之外的社会身分，甚至各种领导权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Susan Naqin对于明清秘密宗教中的女领袖的研究，或者欧大年（Daniel Overmyer）如何分析现代台湾慈惠堂妇女集体入乩的现象。他们都肯定宗教是女性由家庭涉入公共领域的重要社会机制。一般解释倾向强调宗教活动带给女性较宽广的社会网络以及教育机会，两者都是女性向来占弱势的社会资源。在资源的分配上，台湾社会亦不例外。尤其当资源有限时，父母倾向栽培儿子，以便光宗耀祖，终究会嫁作他人妇的女儿便是次要的考虑了。上世纪70年代加工区里辍学的女工将大部分辛苦赚来的薪水，交给农民父母充当兄弟的学费，比比皆是。她们甚至因为长期承担兄弟的教育费而错过适婚年龄。江灿腾即认为佛光山的兴起，和吸收楠梓加工区的失学、失婚女作业员有关。

但是学士尼的教育程度并不比一般男性差，佛教提供她们的并不是教育资源，相对地，反而是佛教希望藉助她们的高学历来提高僧尼素质和形象。所以教育机会至少不是佛教吸引女大学生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