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把政权与某种宗教结合在一起（1）

国內宗教的近期发展态势，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特别从法学角度进行探讨，就编者所知，还很少见。《纪要》认为，三亚建造佛像，只是一个个案，但它涉及的却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大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即政教关系问题，所以有必要在法学界引起重视，开展讨论。郭延军在《法学》笫6期发表《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一文，揭开了这次讨论的序幕；之后，上海交大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法学教授组成专门课题组作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并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织了两次法学界专家的座谈，还有浙江大学和苏州大学的部分法学家参加了笔谈。

据《纪要》介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海南三亚市西南，“相传是观音出巡南海”的地方，又与唐鉴真和尚东渡有些关联。“为开发旅游资源，弘扬佛教文化”。一个名叫“三亚南山观音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总计投资8亿元．建造了108米高的“南山海上观音圣像”以及“南山观音文化苑”。这一工程．从立项、规划到开工，先后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海南地方政府的审批，至2005年，全部工程竣工、开光。经营的范围，包括旅游景点、宾馆酒店、旅行社、房地产等的建设和管理，以及礼品、纪念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就是说，这个以108米观音像为核心建筑群，本是经国家批准设置的宗教场所，而实际上却是作为商业旅游去开发操作的。从经济上看“眼前效益和远景都比较好”。

然而有报道说：“建造观音圣像的六年中”，凡到过这个地方来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到建设工地上，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并表示支持。”在2004年举行的“圣像开光大典新闻发布会上”，三亚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更明确地表示，这一工程是“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海南省委、省政府，三亚市委、市政府及各界的努力下”，才得以完成的；而“三亚市政府将集全市之力，全力配合中国佛教协会和南山寺做好开光大典的服务工作。”这样一来，张恒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教授)，对郭延军的这段话表示赞许，认为她“提出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本人认为，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活动本身，不是佛教建设活动，所以谈不上政教关系问题。”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修建南山观音文化苑的审批程序和多位领导的讲话中看，从南山海上观音圣像的开光仪式看，南山海上观音像的性质属于宗教场所，应该是无疑的，而这一项目的其他部分显然与宗教性质无关……既然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属于宗教场所和宗教性质，那么，谁才有资格投资修建呢?本着政教分离的原则，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显然是没有资格修建的……作为营利性的企业能否直接修建宗教场所?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宗教团体应该属于公益法人的一类，它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只能依靠信众的布施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保证信仰自由的角度看，宗教场所只能由宗教团体根据自身的财力去修建。”

王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观音圣像这一项目引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宪法问题，是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突出的问题而言，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纯洁性问题。宗教应该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政教应该分离，宗教不干预政治，政治也不干预宗教。但从三亚南山项目的建设过程看，政府干预了这一活动……政府介入了与宗教有关的事项。”

陈云生(上海交大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和宪政确立了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和政体．以及国家对公民的宗教自由加以保障和对宗教团体实行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政策。这些都是政府……在宗教事务和管理行为中的‘底线’。应当而且必须加以遵守……观音造像和开光活动，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纯宗教事务和活动，有关的政府活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多层面介入，特别是动用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公共财政资金介入到纯宗教事务和活动中去，应该被看作是超越了中国宪法和宪政所确立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底线’。”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建造露天佛像在我国属于政府管制项目，纳入宗教场所管理范畴，实行行政审批控制。”据此，“建造露天佛像的主要法律属性是宗教活动，而不是普通的文化设施建设或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设施建设；宗教也不得被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