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上1）

《法光》第181期，以全三版外加头版社论的方式，刊出吕凯文教授论观净比丘著作《复归佛陀的教导（一）》的三篇大作（以下简称吕禄文为“观文”，简称观净比丘说法为“新诠” ）。由于近年印顺导师思想在佛教学界与教界，俨然成为显学，正反两方之文章极多，笔者近年又日益忙碌，所以很少拜读。偶有友人转告，说有一些对导师思想不表同意的书籍或论文，但略事浏览，总觉得大部分程度实在太差，因此鲜有响应。

本次亦差一点因忙碌而错过了拜读“观文”之机会，更遑论拜读“新诠”。不意日前友人来函告知：本期《法光》有吕教授大作，呼应观净比丘之“新诠”，对导师思想有所批判。笔者虽不知观净比丘是何许人也，也不知观净比丘究竟写过些什么，但基于一向对吕教授治学严谨之良好印象，乃拨冗略事浏览，而且相信：以吕教授的学术功力与流畅文笔，“观文” 的三篇大作，应已充分掌握了观净比丘著作的精华。

拜读之余，笔者不禁想起了另外一位比丘：如石法师。观净比丘与如石法师，两人著作的立场与结论，可说是南辕北辙——如石法师维护以禅宗与密教为主的中国传统佛教与藏传佛教，观净比丘维护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声闻佛教。但两人都以学术规格来论究法义，两人都以印顺导师为批判对象，而且两人的作品，竟都不约而同地犯了方法学上的严重谬误。这两者属于笔者所浏览过“较有水平”等级的批印作品，虽然前提、推论与结论都大有问题，但较为值得响应。笔者曾针对如石法师的大作，写过《方法学上的错误示范》，因此针对观净比丘同一类型的错误，姑名其为“方法学上的另一错误示范”罢！

检视观净比丘“新诠”的谬误

1、夸大高估“新诠”定位之谬误：

依“观文”全篇以观，观净比丘之所谓“新诠”，一言以蔽之，不外乎以南传巴利藏为本而兼采汉译原始教典，用以证明上座部佛教的唯一正统性，以及“大乘非佛说论”。果尔如此，充其量“新诠”只能算是“新瓶装旧酒”，不过是将华语的原始教典，也纳入了尊重与解读的范围，较诸南传佛教学者的文献选材，尺度较为宽松而已。

两千年来，声闻学者无论是本诸南传的《尼柯耶》与《毘奈耶》，还是本诸北传的《阿含》与《律部》，从来就没有“松动与解构”过大乘法义，藉以说服大乘学人来“弃大就小”；相反地，笔者只看到龙树、无著、世亲、鸠摩罗什等声闻部派中的杰出论师，在精研声闻教法之后，竟还“弃小向大”的历史记载。

更且，笔者也从不曾见部派论书，有哪一部已经有效地响应并推翻了大乘论书中的滔滔论述，卒致大乘佛教思想席卷印度本土与北传佛教的化区。这不能不说是以“佛说正统”自居的声闻佛教，眼睁睁看着大乘教说“典范转移”而无能为力的一大挫败。

大小乘之争，既已属于佛教内部两千余载的陈年旧帐，如今“观文”却引述孔恩的“典范转移”论，隐然将“新诠”比况为“新典范转移与革命之先声与预兆”。然而，新瓶装旧酒的“新诠”，充其量不过是绕着声闻佛教的结论“原地踏步”而已，“观文”竟声称此一“新诠”系“典范转移”，实有夸大并高估 “新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