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偏概全”与“过度推论”的谬误:
承上以论,“新诠”直下排除了大乘教典,但取原始教典,设定此为“佛陀的教导”,以作为文献取样的范畴,进一步锁定一个小小问题(《须深经》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否就等同于“两类阿罗汉的先后次第” ),然后用了半本书的篇幅,来建立他在此一小小问题上,不同于印顺导师的说法。
“观文”则据以认定,这样是“松动与解构”了印顺导师的“大小共贯的性空论”,甚至认定他的这套诠释方法,方为“追随佛陀”、“复归佛陀的教导”。这不啻是宣称:“否决印公著作中的一项说法,就等同于否决印公的整体思想;更等同于否决掉整个大乘佛教。”然而事情有这么简单吗?这种“以否定局部等同于推翻全体”的懒方法,与如石法师意图否决印公导师的一句“对佛陀的永恒怀念”,据以视作否决了全体印公思想,乃至推翻了“人间佛教”的正当性,其“懒惰”恰恰如出一辙,已犯了哲学上“以偏概全”、“过度推论”的谬误。这种心态与方法上的极端错谬,笔者已于批驳如石法师大作时一一指出,没想到“新诠”依然犯了同样的谬误。
吾人试想:
a.即使在这个小小问题上,“新诠”与导师的结论不同,他人又何足以认定“新诠”的结论是正确的?笔者甚至认为,“观文”并未能有效证明:观净比丘在这个小小问题上,费尽气力所达成的结论,较诸印公导师的说法更为正确。而且笔者早在去(九十二)年八月间,就已针对《须深经》的该一议题,答复过开印法师,全函约计一万字。但由于这部分的辨证可能会过于繁复,而且此一小小问题,绝非如“观文”之所高估,亦即,并非在印顺导师思想系统中,居于何等重要或关键性的地位,因此为节篇幅,有关该一问题为何被笔者界定为“小小问题”,以及“新诠”结论为何并不必然正确,这些部分,假以时日若有空闲,或可撰拟另文以详加说明之。
b.退一万步言,即使在这个小小问题上,观净比丘的结论,真的是比印顺导师的说法来得正确,那也并不足以证明:因此就可达成“松动与解构”印公学说的效果。因为自古科、哲学家之著作,局部发现错误者比比皆是,但并非个个都因其局部错误而被全盘“松动与解构”。
笔者个人,就是一个常对导师说法提出异议的“叛逆小子”,老人不但不以为忤,有时还笑呵呵地说:“有道理!”去年四月间,笔者才在印顺导师百岁高寿研讨会上,针对“三乘究竟”与“一乘究竟”问题而作表述,不赞同导师所说的“一乘究竟”——“所有众生类,皆共得成佛。”
针对“真常唯心”与“隐遁独善”之间的必然性,笔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佛教信仰者,无论是“缘起论”还是“真常论”,各自都有隐遁者与入世者,分别在各自的系统理论中,寻求学理依据。认为公道而言,中国佛教的“说大乘教,行小乘行”,也许过失不全在其“真常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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