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上3）

像这两则直向导师思想的重要观点所表达的“异议”，较诸“慧解脱阿罗汉究竟有没有涅槃智”之类小小议题，其重要性实不可以道里计（不信但看导师著作中，为前述二项观点花了多少篇幅而作讨论；为“慧解脱阿罗汉”与“法住智、涅槃智”的关联，又花了多少篇幅而作阐述。依其篇幅之悬殊比例，即可洞明其孰轻孰重）。然而即使如此，笔者从不敢自诩为“典范转移”，“观文”却就一小小议题的看法不一，即高推“新诠”为“松动与解构”印公思想之“内在稳定性与统一性”的一种“典范转移”，无乃太过“自我膨胀”乎！

何以笔者依然认定自己只是印公思想的阐扬者，而非“松动与解构”者？因为，笔者之所以服膺印公思想，不在于他主张“一乘究竟”，也不在于他直指“真常唯心”与隐遁思想的关联性，更不在于他所诠释的“慧解脱阿罗汉”是否符合任何部派之论义；服膺之关键在于，他直依“缘起、性空、中道”这套“大小共贯”的基本原理，用以证明“利他精神”的大乘学说，是既契理又契机的。因此，“观文”除非能够证明，印公思想主轴的“缘起、性空、中道”论，有其根本性的引证谬误或推论谬误，并且证明大乘“利他精神”，有着本质性的说法错谬，否则引孔恩“典范转移”的理论以比况“新诠”，实在是引喻失义！

c.再退一万步言，即使“观文”的这种懒方法，真能“瞎猫碰上死耗子”，达成“松动与解构”印顺导师“大小共贯的性空论”之效果，但这也绝不等同于“松动与解构”了大乘佛教的义理与行门。

从“观文”来看，观净比丘对于大乘三系广大甚深的大乘学统（而不只是“观文”所数数指称的“中国传统佛教”），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完全不作义理上的全面响应——或最起码针对诸如“性空”“利他”、“六度”、“菩萨愿行”、“佛与阿罗汉正觉之差异”等等大乘不共法中之重要理念，提出强而有力的反驳。“观文”所引“新诠”之第二章，只不过是针对“圣证阶位”这个自古就已有种种异说的部分，拿來大作文章。如果这样就可达到目的，那么大乘佛教不待观净比丘来批驳，理应早就“祸起萧墙”而自取灭亡了。

然而大乘并未因此而自取灭亡，可见得大乘之可贵，大乘之具足强大说服力，恰恰不是“圣证阶位”，而是其坚固的理论与笃实的愿行，以及其响应普世价值与佛子愿景的伟大面向。“新诠”回避这些真正重要的理论、愿行与实效不提，竟以近乎神学的手法，来谈述超乎学术方法所能处理的“修证阶位”问题。以此断言它能达成“典范转移”之效，这样以偏概全而过度推论的手法，实在是太懒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