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中1）

3、“复古”前提之谬误：

“新诠”设定了一个好像不容置疑的前提。它反复告知读者：观净比丘的“新诠”，是为了要“复归佛陀的教导”、“重现佛陀的教导”。

要知道，“复归”与“重现”的前提，已经就大可诟病，而非不容置疑的自明真理。服膺“缘起性空中道义”的学者，深知谨守基本原理（契理）而善能通权达变（契机）的重要，他们不会接受这种“复古”气味浓厚的说法，因为这较诸 “观文”所贬抑的“教条式的圣典至上主义”，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观文”所指“新典范”的印顺导师，就明确地说：“我不是复古的，也决不是创新的，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为何如此，因为他认为：“佛教创始于印度释迦牟尼，乃释尊本其独特之深见，应人类之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树立者。”

笔者认为，对于“陶冶印度文化”的部分，由于早已时移境异，我们可以放在历史脉络之中，同情理解其阶段性功能，但没有理由硬生生将其“复归”与“重现”于现实生活中。因此，除非“观文”竟能大胆坚称，原始经律中完全没有“陶冶印度文化”的成份，否则吾人没有理由将其视作“原貌”或“实态”，而予以全盘兜收。

由于笔者正是研究原始经律的一介学者，对于其中“陶冶印度文化”的部分，一向甚感兴趣，但是为了节约篇幅，兹先略去此诸例证不谈。如果“新诠”竟然一口否认原始教典之中存在着“陶冶印度文化”的成分，那时笔者将会负起举证的责任，让读者知道：将原始教典等同于当代可以“复归”或“重现”的“佛陀教导”，是多么粗糙而不切实际的说法。

4、文献采证上过度粗糙的谬误：

“观文”说：“‘经’与‘律’正是判断‘什么是佛陀的教导’的方法与标准。佛陀所说的‘经’与‘律’，正是后代佛弟子集结的南北传佛教的‘经藏’（尼科耶、阿含）与‘律藏’（毘奈耶），它们呈现出‘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

然而笔者以为，纳入南北传之原始教典而作“新诠”，虽已较诸南传学者对文献之取材，来得更为宽广，但这样是否就等同于“复归”与“重现”佛陀的教导，等同于呈现出“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这可就另当别论！

“观文”数数提及诠释学。依诠释学（Hermeneutics），无论是左派理论还是右派学说，都脱离不了“文本”。然而佛教文本的诠释学，若不加入教典文献史的考量，则一切经典的宗依者，各自宣称其是“佛说”，大、小乘教必将回到传统的判教路线，争吵不休。如果加入了教典文献史的考量，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

原来，即使是原始教典，都在其自身之记载中，透露了一个讯息：在结集之初，即已面对着保守派与开明派的路线之争；尔后面对源源出现的“佛说”，更不得不依“三法印”或“四大广说”的标准而去取其间。南北传佛教的“经藏”（尼科耶、阿含）与“律藏”（毘奈耶）中，有众多的传说、偈颂、本生、譬喻，更是被说一切有部直指其“或然不然”，“不可为依”。

因此，即使是抛开大乘经，锁定原始教典，依文献学来看这个连声闻学者处理起来都颇为棘手的问题，要说原始教典等同于“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这实已犯了文献采证上过度粗略的严重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