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中2）

5、过度简化问题之谬误：

依于“复归”或“重现”所谓“佛陀的教导”之前提，“观文”将源远流长而面向深广的大小乘学派之争，归纳为“三选一”的命题：“究竟要追随佛陀？或是要追随导师？还是要追随传统中国佛教？”试问：每一个人生命中对于真理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可以简化为“究竟要追随谁”这样的命题吗？
更且这样的命题，实已深陷在自性见的泥淖中，将“佛陀”、“导师”或“中国传统佛教”的语词与该三语词所指谓的对象，作了定型的必然联结。

首先，“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这就是一个令人头大的老问题。姑不论“人间佛陀”还是“泛神倾向的佛陀”这些已被谈到泛滥的老问题了，从“性别平等”的当代普世价值以观，如果这位“佛陀”，竟只不过是保守封建的男性结集者所勾勒出的“佛陀”影像——竟然以种种恶毒言词来丑诋女性，竟然认定女性有“五种不能”，竟然作了“女性出家导致正法早灭五百年”的错误预言，竟然要求尼众严行男尊女卑之“八敬法”，竟然要求比丘可说尼过，尼不得说比丘过，竟然要求百岁尼应顶礼刚成年的小伙子比丘……那么，包括所有洞烛男性沙文主义之罪恶的两性佛子以及教外人士，不但会拒绝“追随”这种“佛陀”，甚至可能会对这样的“佛陀”之慈悲心与正义感，予以严重的质疑。

在这方面，最起码大乘经典中活跃的天女、胜鬘、龙女、“入法界品”中的诸位女性善知识，以及“传统中国佛教”之诸位杰出女禅师，特别是“新诠”所欲解构的“新典范”印顺导师（印公曾对女性之修证潜能持以肯定态度，对“八敬法”之公正性予以审慎质疑，对千百年来佛教掌握在男性手里所产生的男尊女卑论予以解构），都算是在男性沙文主义的氛围下，善尽了“典范转移”之责。观净比丘自诩为“典范转移”的“新诠”方法，面对着占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女性，倘若未能提出更为开明且更符合“缘起中道”义的“一个说法”，吾人凭什么认定“新诠”口中的“佛陀”，是较诸“导师”或“传统中国佛教”乃至大乘经中的杰出女性，更值得追随的人？

其次，把学佛简化为“追随佛陀”，这未必是“重现佛陀的教导”，反而悖离了佛陀的教导。佛陀教导弟子，不是要他们“追随佛陀”，而是要他们学习掌握证悟真理的要领，佛陀认为，信服一种学说，切忌流于盲从，一定要经过理智的审慎思维；即便是对他所传授的法义也不例外：

“无论何时，只要你自己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可斥责的、受智者所谴责的、不能适当接受的，以及导致伤害和痛苦的’，你就应当放弃它们。……无论何时，你自己发现‘这些东西是好的、无可斥责的、受智者所赞赏的、能适当接受的、并导致利益和幸福的’，若你已经获得这个，就应当保持。……不要由于传言、传统、传闻，或圣典上的言辞、逻辑推理的结果、观念上的容忍、表面上的相似、对师长的仰慕，而接受任何东西。”

“如同智慧的人把金子用作试金石來烧炼、琢磨一样，你们这些比丘，应该研究之后，再接受我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尊敬我就接受。”

因此，把佛弟子寻寻觅觅、跌跌撞撞以追求真理的过程，简化为如上“三选一”的命题，并反反复复以西方权威学者的言论来证明“佛陀”的权威性，拿他人之鸡毛来当己宗之令箭，用以贬抑中国传统佛教或“新典范”，这不但是依自性见来操弄着“谁更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游戏，而且早已严重违反了“新诠”自身的根本前提——“复归佛陀的教导”。

因此，“观文”说是“新典范拥护者的批判与反弹，应该可预期”，不客气地说，这是过度高估了“新诠”，也过度矮化了质疑“新诠”的所有对手。难不成笔者批判“新诠”，是因为笔者是“印顺导师的拥护者”，是“追随导师而不追随佛陀”吗？不然！“依法不依人”，笔者不是任何“人”的无条件追随者，只是“因爱真理而敬吾师”的一介真理寻觅者。笔者虽在部分细节或重要议题上，间或有不同于导师的看法与想法，但并未因此而自命为“新诠”或“新典范”，因为导师本诸“缘起、性空、中道义”的佛法智慧，“学尚自由，不强人以从己”，这种包容精神，就已足以海纳百川了。

如果批判印顺导师思想的“新诠”，完全符合“缘起、性空、中道”的正理，笔者当然愿意“追随”这种“新诠”（即使它不符合任一学派所勾勒的“佛陀”影像）。同理，如果印顺导师的说法不符合“缘起、性空、中道”的正理，笔者不但不会“拥护”，反而会加入批判反省的行列。笔者这种随时不排除“自我解构”之可能性的一贯立场，正是源自“诸法无我”精神，以及印顺导师“学尚自由”典范的感召！但依“观文”以视“新诠”，在一个“法住智、涅槃智”的小小议题上，就捏捏弄弄了半部书，笔者实在看不出它在诸项旧议题与新局面上，符合“缘起中道”义的功力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