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居士佛教的思考（1）——两千年来传统佛教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佛教在中国大致已走了两千年的路程，历经摩擦、碰撞和交融，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那一整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打破了秦汉以来力图划一的文化结构，另外竖起一个“道统”，从而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思维模式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长期以来，它不仅接受着“用夏变夷”的命运，同时也积极地使夏文化“变于夷者”。可以说，直至宋初的近千年时间中，佛教是中国文化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然而，中国佛教的步履是坎坷的，自从登上历史舞台起就受到各种非难和排斥。其中不乏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毁佛者，如三武一宗；所受到的一般行政限制，则更是不可胜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僧人们一般都不问世事，特别是对政治抱着超然的姿态，以此摆脱来自国家的严密控制，谋求个人的某种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慧远以为：“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这便是中国佛教处世的基本态度。在现实社会中，佛教的出世理论不但为严酷的官场斗争中失意的士大夫提供了隐遁的退路，同时也为他们制造了“方外之宾”的身份从而重新成为各派势力争取的对象。“佛教既给落魂者创造了一个足以自慰的精神境界，也创造了一个可以实际避难的场所。陶渊明的桃花源只是主观的向往，而佛教开辟的山林，却是举足可至的现实。士大夫有了这样的退路，在相当程度上钝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保存和积累。”〔1〕总体上讲，中国僧侣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一些失意者、逃亡者、 遁世者，他们“大都以无是非、无爱憎为最高原则，虽然也讲佛教护国、救国（主要是密教），但多数是停留在口头上。中国佛教虽然也得到过统治阶级的扶持，但它只能以‘方外’、‘出世’的宗教处世方式和传教活动来‘协契皇极’，‘助王化于治道’”。〔2〕换句话说， 佛教只能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以外提供一个精神园地才得以生存下来。宋明以降，伴随着封建专制的逐步加深，佛教被迫主动地唱起三教合一的调子，迎合儒家的主流思想，其自身的特性越来越模糊，思想的创造性日趋枯竭。明代规定僧人不能以化缘为由而奔走于市村，也不许僧人结交官府，禁止在家人无故进入寺院。这实际上是把僧人同社会完全隔离开。至此，佛教在精神上和组织上都失去了独立性，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佛教内部，随着封建社会末期吏治的腐败，僧侣队伍开始腐朽堕落。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相互兼并庙产，同时在信仰上也接受了中国固有的鬼神观念、祖先崇拜，以至流为“忏颂法事、坐香念佛”的宗教。这时的佛教剩下的只是一副躯壳了。及至晚清，佛教界的状况更糟。杨文会描述道：“近时宗门学者，目不识丁，辄自比于六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3〕“近代以来，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支那境内， 禅宗一派，空腹高心，西来大意，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惟泥于名相亦非古法。”〔4〕“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5〕“各寺住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6〕这便是当时佛教现状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