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2）

命题1 :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无论信徒个人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

当合法的寺庙教堂数量不够或者其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时,很多人会另寻出路。从很多回忆录和口述史中了解到,在中国,基督教非法地下聚会正是出现在1957 年取缔宗派、强制实行联合聚会之时。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统治之下,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实际禁绝了宗教,尽管《宪法》一直保留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不过,实际上,宗教活动从未完全停止。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 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有3 百万天主教徒,80 万基督教徒[ 7 ] ;而“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有3百万天主教徒,3 百万基督教徒(见1982 年的“19号文件”) 。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主教徒人数没有减少,基督徒的人数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数倍。佛教、道教不容易确定其具体信教人数,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信徒暗中从事宗教活动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回忆录、口述史中有大量例证。不少人宁可坐牢甚至杀头,也不肯放弃宗教信仰。

对于这种心理现象如何解释是一回事,而无论代价多高都有人坚持宗教信仰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总之,命题1 不过是把这个事实予以实事求是的总结归纳而已。

从另一方面来说,命题1 也是个逻辑上的内在引申:当政府管制明确禁止全部或某些宗教组织和活动时,那些坚持信奉被禁宗教的人就处在非法的黑市之中。这种情况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非法宗教组织,即使予以严厉打击也屡禁不绝。比如,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一个“呼喊派”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就开始遭到取缔和镇压,但至今仍然在很多地方活动,更在经受镇压之后进一步衍生出了几个变形的邪教组织———“常寿主派”、“主神教”、“东方闪电”等。在宗教黑市中,除了遭取缔的跟基督教有关的一些新兴宗教教派以外,还有天主教地下神职人员“, 真佛宗”等佛教异端教派,假冒僧尼、假冒道士和火居道士,“统一教”、“摩门教”和“上帝孩子”等源自海外的各种宗教教派。

命题2 :只要红市受到限制和黑市受到镇压,灰市就必然会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红市不是自由市场,红市上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目前,修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常常得不到及时批准,以致教堂人满为患的现象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

《宪法》第36 条规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做全国统一的明文规定。在具体执行中,在其他国家视为正常的活动在中国会被视为不正常,而且在某地视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在另外一个地方会被视为不正常。比如,对于18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有的地方允许,有的地方则被禁止。种种限制令一些人感觉合法的宗教场所不能满足其宗教需要。

与此同时,虽然宗教黑市必然会出现,但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其风险代价毕竟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黑市的高代价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既不能在红市得到满足,又不愿意进入黑市,人们必将另寻出路,即从事灰市交易。

作为既不合法又不非法、既合法又非法的宗教灰市,它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东西:一是合法宗教组织和人员的非法活动。比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 号文件”) 等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之外不许传教。但是,亲戚朋友在家里聚会,在家里设立佛堂,或者开办素餐馆,是合情合理甚至合法的,而这样的地方可以请合法的宗教神职人员来讲话布道甚至举行宗教仪式,实际上可以成为传播宗教信仰的场所。第二类是地方政府非宗教部门出于政治或经济的考虑而主持恢复或新建的宗教场所。比如,曾经相当广泛存在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用来吸引海外华人的投资,或者上马宗教旅游项目。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一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发文件制止乱建滥建寺庙和露天大佛,把修建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权提交到省级政府控制之下。未经批准就已建成的寺庙大多被拆毁,有些则收编归口到佛教协会或道教协会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