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当代变貌与俗化迷思）——传统佛教的样貌（1

佛教是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创立的，而于公元二世纪时传来中国(参见吕澄，1983;汤用彤，1987)。它原以倡导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而摆脱「生死轮回」的无尽苦海为修行目标，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佛教——从积极地反抗仪式、臆测、恩典、神秘，和神的人格化开始，最后又规模宏大地恢复这些原素——是一个具有若干表面矛盾的宗教。在这些矛盾中最显著的是:佛教盛行于今日每一个亚洲国家，唯独印度除外。一般说来，佛教在世界各处获胜的情形是极其动人的;在它的发源地，却好像失败了」(史密斯(H. Smith),1991:120);

其次，佛教徒本重修持而以乞食维生，但在后续的阶段中佛教转以寺院形态面世，开始采取世俗所有的产业，而「佛教寺院产业因为没有分遗产这件事，所以资产日积雄厚，可以用作资本庞大的生产事业……所以寺院日趋富有。后来寺院钱财有直接用来作买卖的。矛盾的关系站在这一点上:一个由弃世者组成的团体，竟然变成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温床」(黄绍伦编，1992:244);

再次，佛教在离开印度本土后，教义和仪制都产生了变化，就以传到中国的部分为例，明显形成了许多特色:「首先，中国佛教拥有规模无比庞大的汉文《大藏经》……其次，中国佛教从大乘佛教出发，形成了把大小乘融为一体的一乘佛教教理体系……再次，中国佛教在其发展中产生了各具特点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最后，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逐渐适应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在一般民众中获得了生存的基础」(魏承思，1993:18-21)。

这就构成了个人所能掌握的佛教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在离开印度后逐渐形成的。

在这个传统中，有几件事(几个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以中国佛教为例):

第一，佛教徒出家修行，不事生产，一向被认为对社会、经济、国势盛衰等有着不利的影响。

历代排佛论者便往往基于实际的利害来攻击佛教，如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指责佛教徒「坐食百姓」、「不蚕而衣，不田而食」、「聚敛百姓」，以至「天下有饥乏之忧」(详见《弘明集》卷一、卷六、卷八)；又有人指责佛教徒「规免租役」、「空国赋算」(详见《广弘明集》卷三、卷七)；更有人指责佛教徒逃避劳役和兵役，以至「伤治害生」(详见《弘明集》卷十二)；甚至有所谓的「破国」(佛教「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破家」、「破身」等三破论的出现(详见《弘明集》卷八)。

唐武宗会昌五年的排佛诏书中，也曾力陈过其中的弊害：「九有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唐会要》卷四七)。这有一部分原因也跟佛教徒本身偶有的贪得无厌有关(不全是佛教的不事生产习俗所致)，所谓「沙门而复纵无厌之求、贪有为之利。劝俗人则令不留髓脑，论嚫施则便无让分毫。或胜贵经过，或上客至止，不将虚心而接待，先陈出手之倍数。此乃有识者之同疾，海内之共知」(《广弘明集》卷四)，说的正是这种情况。难怪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要大肆排佛毁佛(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八月」条载：

「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寺院所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收寺院良田有数千万顷之多，可见历代统治者常说的「僧尼耗蠹天下」的话，并不是全然无稽的。参见蓝吉富等主编，1993:10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