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当代变貌与俗化迷思）——落人俗化迷思（1

佛教在当代的种种表现，总括一句是为了济世。它所受到的赞扬，自然不难理解:

「随着台湾工商社会的脚步，佛光山连锁式的布道所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分机构。这时花莲慈济功德会，以会员制，很快也发展到全国各地。以慈济功德会会员的奉献，其功德金每一年度可高达数十亿。佛教因有经济基础，大大创办一番事业，既能弘扬佛法，觉醒人心，提升人文素养，又博得大众支持与赞美……迨至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面临考验，国内外的冲力很大，为因应生存，经营方式采资本密集与高技术的导向。佛教界大德们洞察先机，此时大力兴办大专院校，先后已成立或即将成立约有:华梵工学院(改名为华梵人文科技大学)、慈济医学院、佛光大学、法鼓大学、玄奘大学等……这对弘法利生，将创历史先例」(吴永猛，1994);

而它内部的修行法门「禅道」，被企业界所吸收(挪用)，提高了营运的绩效，所得到的「不虞之誉」也可以明白:

「19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经营管理正面临考验，东方日本来个『禅的管理』，竟然能使产业经营恢复生机。禅的管理不径而走，『日本第一』接踵而至。其实日本人懂得运用佛教『自我验收』的方法，从内心自我要求的原理，建立起一套经营方式。近年来中国大陆风迷『气功』也出自佛教强身之名。

这些禅的管理、气功也流行台湾，成为工商界自我训练的方法，寺院开禅修班、气功班也成为风气」(同上)。

然而，佛教这样一路走来，却问题重重。

第一，佛教在当代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主要是它做了许多的社会福利事业，但我们看这些社会福利事业(慈善、文化、教育、医疗、观光等等)本是政府所要做的，现在佛教「抢」着做，结果是政府袖手旁观，而我们百姓依然要缴税养一批「少做事」的官僚，并且还要大量「乐捐」给佛教界「代替」政府做事，这又成何体统?

历来大家所期待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观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或现代人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都得由大有为的政府带领全体国民来经营，而无法单单期许某一团体或某一宗教去完成，否则民众又何必纳税给政府(直接交给该团体或该宗教不就好了)?现在佛教不(不敢)帮着敦促政府做好社会福利事业，而处处要自己率先去做，这又为了什么?

第二，佛教所从事的社会福利工作，全靠劝募所得款项来支撑(佛教本身非生财单位)，不但重复浪费社会资源(如上述)，而且无法「谴责」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元凶:现代企业。

「生态的污染和破坏，主要来自资本家和往往口和资本家相互勾结的政府，家庭垃圾的污染，一两栋树的遭到砍伐，其对生态的破坏，比起大工厂的排放污水和有毒气体，乃至倾倒重金属废料的污染、破坏，可谓微乎其微。当代台湾佛教(如证严法师和圣严法师所主导的)环保运动，专挑这些微乎其微的环保工作来做，在保守的佛教界，固然已经难能可贵，值得赞叹，然而，毕竟还是值得反省、针砭的事情」(杨惠南，1994)，理由是「慈济功德会和法鼓山的许多经济来源，乃是破坏生态、制造污染的资本家。1992年11月l日的《慈济年鉴》这样记录着:『南阳、南诚实业捐赠「1992新喜美杯高尔夫球赛」活动报名费四十八万元……。』

对于政府，基于传统佛教『上报四重恩』当中之『国恩』的说法，即使已是二十世纪末的民主时代，证严法师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的政事，封建地尊为『仁王德政』，『感恩』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地…证严法师对于国会中反对党人士的『争争吵吵、拍桌子』，却颇不以为然。在这种封建落伍的观念主导之下，期盼证严法师能向捐钱的资本家和感恩的对象——施行「德政」的「仁王」施压，以求得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同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佛教从事的社会福利工作，岂不是得重新评估?

第三，原始佛教是属于极端厌世的苦行团体的一员。

它对世界的看法是认为万物都无常，虚幻，无实质。因此，万物都无价值，应当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