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陆汉传佛教比丘尼的新动向(1)

佛法的弘通在于四众弟子的教化、宣说，他们以种种身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大乘菩萨同事、利行的方便从事各种利生事业。而比丘尼作为一支生力军，在这支弘法的队伍中，渐渐突现出其特有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再局限于在庵堂中成日念弥陀，以自立为主修道方式，而是以更深远的眼光组建大规模比丘尼僧团。从师徒相袭的子孙庙到今天的十方丛林，其中所行的道路可说是曲折而艰辛的。

时代虽然在呼唤进步，但佛门中固守的某些传统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吸取精华，扬弃糟粕的抉择中，人们往往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时时处于“把农药混合着五谷一起吞下”的难堪。在这新旧交替的衔接中，当代大陆汉传佛教比丘尼其动向、表现如何呢？

一．传统佛教的反思

近代佛教思想变革的过程，也是比丘尼自觉、自信、自立的写照。比丘尼僧团过去的自轻意识和依附思想，实际上与中国传统佛教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中国佛教根植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土壤，儒家鲜明的入世基调早已有其自身的拥簇。后来的佛教，宣传上避其锋芒，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因而未被强调。

但众所周知，佛教在中土的第一次中兴始于魏晋，这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以玄学、清谈为主。佛教中出世的一面迅速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所接受，这也为以后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定下了出世的基调。发展至禅宗，佛教的入世担当、利乐有情，进一步被淡化，以至人们谈及佛教，想到的便是看破红尘，淡化名利，未能入世、出世两全并重的传统佛教，使重视现实生活的广大民众对其抱有抵触情绪，世人眼中的佛教片面的被曲解为士人的玄学、禅学。

佛教在中国的入乡随俗，虽未放弃其核心精神，但与中国本土多元文化碰撞、适应与融通的历程中，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这一过程利弊并存。利，特别是在律制方面，中国的高僧大德以本土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状况为出发点，对印度戒律不全盘照搬，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因而有了“百丈清规”等中式规约；但为了适应广大民众祈福消灾的低层次信仰需要，教法中有求必应，信则得救的内容被突出甚至放大，学佛变作求福，寺庙成为神祠，僧尼变形为通天晓地之辈。

必须承认，佛教世俗化的一面扩大了影响力，但同时也对原始佛教不共世法的特质产生了负面作用。佛法教义的真趣鲜为人知，而高僧德行、本记公案、神通异能却广为流传。佛教在世间的传播演绎为士人的禅学，民间的鬼神迷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现代，特别是注重科学与理性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是难以产生共鸣，往往因先入为主的误解，在佛教的门前驻足不前。

中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对佛教日益控制，打压的过程。佛教团体及寺庙逐渐被局限于山门之内，众多寺院在长期受压过程中，也亦步亦趋的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凸显出强烈的宗法色彩。

在管理上表现为以住持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提倡“百善孝为先”的儒家家风。对下，以法脉相承为联系纽带，寺院变相为家族。此类恶性循环，明显背离了佛陀以“六合和”为宗旨组建僧团的初衷。皈依三宝的意义被曲解为皈依个人，皈依弟子的多寡成为彼此势力比拼的资粮，灯灯相续的传承变质为对寺院继承权的争夺。其结果，是道场之间忙于分地割据（占山为王），疏于对佛教整体利益的考虑。这种只顾本集团利益的小我行为，使佛教利益众生关怀个体的本旨渐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