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方丈营建生存模式（2）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本源性的问题是：僧人是怎么生存的？

一位万众瞻仰的法师，走近看，非常和蔼平易，作为公众人物，他最让公众接受的就是举手投足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本色，谈吐措词虽然有详略轻重，但本质上是坦诚直白的。

释永信法师，俗姓刘，名应成，法名永信。1965年出生。安徽阜阳地区颍上县人，自号皖颍上人。1980年到少林寺出家为僧，现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檀香氤氲。我们坐在大师的“临时禅房”里和他叙谈，心情非常放松，当话题径从全国目前最为热议的“少林商业炒作”切入时，他的随从有点不自在，但是永信本人反倒十分淡定自在。

“先谈谈我的履历吧，公众对我的做法自然就容易理解了。”他略带憨直地一笑：我是个农村的孩子，因为家境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家少林做了和尚。那时候的少林寺，因为历经军阀混战、“文革”等一系列战乱和运动的破坏，已经非常凋敝了，很多山房都倒了，大雄宝殿、天王殿、钟鼓楼都是一片瓦砾。田地和山林都被没收，还没有全部发还，僧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但是电影《少林寺》的全国风行，给我们带来了振兴寺院的希望，1986年，在当时方丈的授意下，我开始组织人力物业，开展挖掘、整理、出版少林武术典籍工作，成立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因为我的武功还不错，就担任了副会长；第二年，又发起少林寺武术队，后发展为武僧团，任团长。

1987年8月，行正长老圆寂，得师衣钵，我接任了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寺院工作。其间除了繁重的日常寺务、接待和外访，还主持了法堂、钟楼、鼓楼等重建工作，从查找原始资料，到筹集资金，我可以算是废寝忘食，“劳苦功高”。不过那时候也年轻，我精力过人，几个通宵不睡也无倦意。那年10月，我被选为河南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1988年2月，因为信奉“人间佛教”，我们开始公开介入社会公益活动，为解除寺院周边地区群众病痛，成立少林寺红十字会。10月，创立少林书画研究院。1989年6月，我们“入世”的行动向全国推进，由我带领少林寺武僧团在全国巡回表演，非常直观地宣扬了少林文化，并为黄河游览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募捐义演。

1993年的6月，应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大学邀请，我率少林寺佛教文化团访问台湾，这是海峡两岸宗教界隔绝40多年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宝岛的佛教团体，访问的效果和意义都特别重大；访问期间，与台湾佛教界著名高僧悟明等法师共同主持法事，并受到俞大维、蒋经国、郝柏村等政界名士的接见，成为岛内一大盛事。

也是那年10月吧，我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翌年2月，我创立了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任会长。基金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扶贫助残救灾活动，包括为“希望工程”募捐义演，定期帮贫困学生就学，为缺水村庄打深井，为少数民族贫困村发放救济粮，向贫困乡村卫生院捐赠药品，组织义诊团在省内巡回义诊，资助学术团体，向洪水灾区群众捐钱捐物等，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高度赞扬和社会各界广泛好评。种种一切，我们都是“入世修法”的态度，这是少林一贯的传统，当时也并没有什么人批评我们。

1996年1月，我朝拜了印度、尼泊尔佛教圣迹，包括佛陀诞生地兰毗尼、开悟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地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罗，以及灵鹫山、竹林精舍、那烂陀寺等。那次朝拜，对我内心震撼极大，始知浩荡佛法，芝兰有根，醴泉有源。那一年的5月，我创办了《禅露》杂志，3年后，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1999年8月，荣升少林寺方丈，后来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0年以来，我利用少林寺佛教文化这一特殊途径和优势，先后访问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为传播中国传播文化、增进中外友谊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切，有的和商业活动沾边，有的根本没有关系，对此，你怎么看？

都说释永信一张铁嘴，被他反问，始知所传不虚。我们告知，少林寺的“品牌推广战略”近年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新浪”的民意调查表明，74.5%的网民反对少林寺商业化倾向，通常它被指责为“浮华”、“商业化”，开药局、搞旅游开发，拍电影，“手机开光”，还办了几个公司，公众不知详情，就知道寺庙的收入是免税的，这个好像和我们所理解的寺庙、宗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行为。

传统观念认为，出家人静修即可，有必要操这些心吗？“大师”还有时间坐禅吗？希望大师能够彻底地谈谈。

“好！”释永信想了一想，下了决心地说：今天就和我们一起吃素斋吧？！谈得彻底些！

“首先，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本源性的问题是：僧人是怎么生存的？”释永信谈问题一开口就很有气势：从佛祖释迦牟尼开始，修行者因为必须脱开一切俗务静思，他们的生存就是靠社会布施的，叫做“供养”，最常见的就是游方和尚的“化缘”，施主给什么，和尚就接受什么，为了便于固定的修禅，后来有了寺庙，寺庙一向有庙产(也大都是社会各界捐的，或者朝廷赐给的)，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山林，原则上都是租给农民种的，就算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尚自己种田，那么前提也必须有寺庙自己的田地，和尚不可能入俗到衙门去当差、去工场做工……

千百年以来，就形成了“寺庙经济”，也就是出家人的“生存模式”。

在中国，寺庙经济可分为“西藏模式”和“汉地模式”，后者和前者最大的区别是，汉地寺庙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小。

它们通常可以分为“生产型模式”、“流通性模式”、“消费性模式”和“传统型模式，所谓“生产型模式”，这类寺庙一般离城镇较远，处在适宜生产的地理环境。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植树造林)，由群众代耕、代牧，这类寺庙在西藏较多，我们这里很少见。

我们这里多见的是“流通型模式”和“传统型模式”，前者一般处在大、中城市特别是著名风景点附近，主要和商业、旅游业结合。因不需要土地和山林，只需资金和人才，特别是位置优越，信息发达，经营素质较好的大、中型寺庙，往往借助寺庙是宗教场所，吸引众多游客和信教群众的优势，从事着综合性的营销活动。后者，也就是“传统型模式”，主要沿用历史上形成的“香火钱”、门票收入与佛事基金形式募集财物，收入来源于四方群众、游客，甚至海外信众。

“流通性模式”和“传统型模式”在南方比较多见，北方的寺庙，除了“五台山”，通常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条件，至于少林寺，1949年以后被历次运动没收的山林和土地至今还没有全部发还，而且地处深山，老百姓普遍贫穷，一不像你们江南地区的信众有常常举行大规模佛事的习惯，什么水陆道场呀等等，二香火布施也有限，大笔捐献的施主比较少见，你们真不知道80年代的少林寺有多穷！

电影《少林寺》虽说火了少林寺，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尴尬，大家跑来一看，嗬，原来少林寺这么烂呀！什么都是破的！一帮和尚，穷得不行。

怎么办？暴得大名以后，必须面对潮水一般的海内外游客，必须有起码的体面和形象吧。

少林寺不是机关，不是衙门，国家是不养的，给你一些政策，你必须自收自支，所以，一开始就和商业沾上了边——顺便说一下，我刚才分析了寺庙经济的几种模式，说明自古到今，寺庙生存都离不开一个“钱”，大家不应该对此感到惊奇，之所以惊奇，我看不是无知，就是误解。僧人也要吃五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