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台湾佛教的发展(1)

 台湾佛教在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一度在迷信的、龙蛇杂处的、社会地位低落的社会边缘苟延残喘。如此的景况，我们可从丸井圭次郎对本圆、善慧法师的一段话看出端倪，“本岛人所有名为僧侣及斋友，其智识才能低微浅薄，欲任以指导社会之实质，茫然罔觉。”[i]可见当年日人对于台湾僧侣、斋友的素质低落之观感。

曾几何时，当前台湾佛教展现之旺盛企图心与活动力，却是有目共睹而有一日千里之别。期间经历之发展过程与转变，当有其值得研究与探讨之处。

早期台湾佛教的的发展

台湾佛教主要传自中国大陆，明末清初以来，闽南佛教、斋教即陆续传入，日据时代随军布教师使的宣教与调查活动，也带来日本佛教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光复前的台湾佛教，以素有‘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之称的斋教为主流；光复后，则以大陆迁台之各省出家僧人为领导中心为主流。”[ii]

在特质方面，台湾佛教向来具有明显的“出世性格”，原因不外：

1.西方净土“出世”思想的影响。

2.日据时期“爱国佛教会”、“南瀛佛教会”等教会组织，均带有明显为日本殖民当局服务的色彩，妥协的、不问世事的“出世”性格更是明显。

3.明清以来的中国佛教即是个“出世”宗教，当光复后成为台湾佛教领导地位后，其与社会脱节不问世事的“出世性格”乃是必然成分。

由此可知，早期台湾佛教的发展，由于复杂的历史、政治、思想等因素，而具有多元的、消极的一面，再加上在中国大陆已属没落的佛教作为主导地位，台湾佛教一时之间甚至为民间斋教所取代，社会地位更长久居于低下地位。

台湾佛教的现代化与改革运动

一、台湾佛教的现代化：对于台湾佛教的现代化，学者各有主张及论述。其中，释慧严法师以西来庵事件作为分水岭，认为此事件使日本殖民政府正视对于台湾宗教的政策调整。大正十年（1921年）丸井社寺课长（即丸井圭次郎）邀集包括善慧法师、本圆法师，及各地加入曹洞宗、临济宗之北台湾佛教领袖，成立南瀛佛教会。对于当时台湾佛教僧众的智识、社会地位低下情形，“有见及此，是以告发教训为急务，使知佛教之精神，鼓吹信仰，开拓其心境，严正其志操，彼等社会地位日日蒸上并授布教传道诸法，具有岛民教化之资格。”（同注一）其后，讲习会、讲演会、研究会、佛教杂志之发刊以及佛教调查活动的开展，甚至佛教教育事业的开展等，均使此一官方宗教机构，在受掌控的妥协表面下，对于僧众教育及社会事业的施行奠定基础，也扭转台湾佛教迷信及社会低下的刻板印象，故认为此一机构的变革与奠基，当是台湾佛教现代化的开端。

江灿腾教授则认为，台湾的现代化始于日据初期的善慧法师和本圆法师。身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的善慧法师，于明治41年（1908年）即编入曹洞宗系统，其后更于“佛教青年会”、“台湾佛教中学林”、“南瀛佛教会”、“私立曹洞宗台湾中学林”等机构，均有襄助之功。而观音山凌云禅寺的本圆法师，严禁僧徒食肉及带妻（日本佛教影响），并避开善慧法师的锋芒而编入临济宗系统，协助筹组“台湾佛教道友会”、“镇南学林”，且扩建道场、修筑道路、传界活动以强化信众关系，并于“南瀛佛教会”时与善慧法师合作，使创立不久的凌云禅寺挤身“四大派”之一。在在均显示两人对北台湾的佛教现代化之奠基，贡献良多。[iii]

二、台湾佛教改革运动（以林秋梧为例）：李筱峰教授的《台湾革命僧林秋梧》一书，对于台南开元寺僧－证峰法师（林秋梧）（1903-1934年）的佛教、政治思想和行动，有详细的介绍。盖入禅门前，即参与台湾文化协会之巡回演讲、美台团电影巡回队，而颇有知名度的林秋梧，直到文化协会因左右意识闹分裂的事件发生，因痛心而投身禅门（1927年），并与台南开元寺结缘，在住持得圆和尚的支持下，远赴日本驹泽大学深造，投入日本禅学泰斗忽滑谷快天博士的门下。求学期间开始积极创作，并于探究佛学之余，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议论宗教，且对于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佛教界，开始提出严厉的批判与反省，同时并结识学弟高执德，为日后宗教运动上之挚友。1930年，回台的证峰和尚除受任临济宗布教讲习会讲师兼通译外，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他同时是一位佛教布教师、台湾民众党员、赤崁劳动青年会会员、台湾工会总联盟一份子，并创刊左翼刊物《赤道报》。[iv]

他的佛教改革思想均显现于其著作中，如《佛说坚固女经讲话》一书，提倡家庭改革，提升妇女地位。而对于当时台湾佛教界，则提出一连串的批判与反省：1.反对迷信神怪；2.呼吁僧侣要走入社会，了解时潮；3.反对死守戒律，拘泥行式（如和尚吃肉也无妨、结婚与独身任凭僧尼决定）；4.痛诋阿谀谄媚、趋炎附势之风。企望能促进当时佛教改革，进而以一个教化大众的宗教去从事社会改革。于是他首先于开元禅寺里大力推行“佛学研究会”、“讲习会”，留意布教人员的养成。而连续三年反对普度运动，则是林秋梧从事的宗教运动中最具特色的，目的在破除迷信。他所推崇的佛教，是以精神主义为内涵、以在家主义为实质、以救济主义为理想、以活动主义为动力的大乘佛教，重现世、扬弃宿命论。在其“释尊非超人论的生佛不二”思想里，把佛教从诉诸超自然的神秘主义中解放出来。另外受其师忽滑谷快天《四一论》[v]影响之“一佛思想”、人间净土思想，以及《阶级斗争与佛教》一文，都显示其思想融合折衷、前卫激进的多面性。但就在他32岁（1934年）突染急病去世，结束短暂而轰烈的一生以及方当起步的佛教改革事业，令人惋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