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视信教为“大逆不道”是社会歧视(3)

三、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若仔细分析，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我们在以往认识上还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而要想促进宗教积极有效地服务当今中国社会，则理应彻底、根本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其复杂一是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党员与公民的身份处境;二是在于如何理清在信仰层面的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以及信仰价值与理想追求等关系错综复杂的纠缠和交织。例如，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主要应是从党的组织内部教育、整顿这一考量来坚定党员的政治信仰、加强党员的组织纪律、保持党组织自身的政治纯洁性、先进性及先锋队作用这种政党政治的意义上所言的，应是从组织系统和纪检层面来抓的，而没有必要把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相等同、相并列和相比较，更没有必要过于在价值意义或意识形态、世界观上去贬损宗教、否定宗教。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因为这种等同无意中会使我们的政治组织也被误解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组织，混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异质性和异层性，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治身份。至于个别党员拜神信鬼、算命求卦、参与迷信活动则必须得到整治，但这种负面性并不能完全被归为宗教;虽然宗教中仍有迷信等糟粕，这些迷信却不是、也不能被完全等同为宗教。宗教有清除迷信、不断改进和革新的任务，但宗教不是迷信，二者本质有别。

宗教与迷信的关系和区分，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已有过激烈的讨论，后来也达到了相对的共识。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内有腐败就把二者等同，而仍必须强调并坚持党的先进性、崇高性，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中有迷信就把宗教完全与迷信等同。我们仍需充分肯定宗教中所体现的超越境界、崇高人性、世间关爱和自我谦卑，必须发挥宗教信仰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让中国宗教精神的精华有效参与我们“中国梦”的构设和实现。至于提出党员可能会被宗教组织掌控的担心，则首先应该对我们的党保持有充分的自信，看到中国的宗教社团组织实际上也是掌握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手中的，我们党对宗教乃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而且正在系统地对我们的宗教界开展爱党爱国爱教的教育培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上已经建立起理论正确且行之有效的“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以往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都非常成功。在此，我们在处理我党与宗教的关系上应该多谈、多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多做化解矛盾和统一和谐的工作。当然，中国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这一问题既然已经重新提出，就理应得到妥善解决。在此，我们应该注意政治和政策是党的“生命”之论，应该有我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新思路。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神论”的政党是否必须批驳“有神论”，强调其“无神”意义。如果不是专门讲二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么“有神”与“无神”实际上在认识论上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并不是简单说说就成的。从人类的认识史来看，“有神”观念和“无神”观念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人类有宗教存在以来就一直在互动发展，我们应该对之展开哲学意义上的深入探讨，深化人们的认识。应该承认，我们当前对“有神论”的发展历史研究较多，而对“无神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太少，鲜有这方面的理论文章和学术专著问世。党和国家近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但目前成果不多、成效不大，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而专门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也应该好好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集中精力、加大力度来认真搞好对无神论的系统研究，及时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及要求。仅就无神论的发展而言，我们就可以追溯其从古代不承认多神存在的朴素无神论到不承认包括绝对一神的任何神明存在的哲学无神论，从自然无神论到战斗无神论，从宣称纯粹理论无法证明神之确实存在的理性无神论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无神论，这一发展线索很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相对说清“有神”或“无神”之问题。中国宗教学完全可以展开对这一问题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也应该在大学教育中有相应的课程。在理论界、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我们一定要提高上述研究的学术水平和理论质量，应以我们的学术实力和研究功底来赢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钦佩，形成中国特色宗教学研究包括无神论研究的国际地位及声誉。

而在思想意识层面，非常明确地强调共产党应与宗教作斗争、与有神论划清界限的则主要是列宁的相关论述，但其理论前提是当时宗教存在的社会处境，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仍然清楚表明：“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也就是说，列宁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没有在党纲中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二是允许宗教信仰者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究其原因，列宁虽然旨在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方法的列宁而言，也仅是一种浅层次的解决办法，因为他意识到仅靠书本、说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为此，列宁进而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当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同样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存在的社会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党的社会地位也出现了根本变化，即已经从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党变为领导建设新社会的执政党。这样，既然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经济这一基础、根本问题的认识上都已经取得了突破，都已经允许与之关联的私人企业家入党，那么就更没有必要纠缠在有神、信教这种思想认识问题上;在我们看来，全力以赴“带领信教群众积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则远要比这种思想梳理、思辨之究更为重要，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