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成：浚县大佛究竟建造于后赵还是唐代(1)

浚县大伾山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坐式的大弥勒佛像

河南浚县大石佛，耸立在今县城东约一公里的大伾山东侧。大石佛背倚青山，面对沃野，庄严肃穆。

大石佛是一尊善跏趺坐的大弥勒佛像，通高22.29米。佛像外部为清代妆塑的彩绘泥皮，原雕仅有三个局部可以窥见：即下颏至颈部；左肩部和双腿之间。

大石佛顶有高肉髻，螺状发纹。面部呈长圆形，额间有“白毫相”。双颐饱满，双目细长，微启而平视。眉骨突起，与鼻梁相通。双唇紧闭，双耳耳轮部分残毁。左手置膝盖上，手心向下；右手举起前伸，掌心向外，五指并拢，示“无畏印”。

总观该佛像，刻工古拙，表情肃穆，胸部虽挺出但扁平，不露双乳；两肩齐亭。从整体形象上看，大石佛颇有头部略小、上身细瘦、双腿过于粗大，上下不合比例之感。雕刻的纹路用“圆刀法”，与云冈等处早期石窟造像的刀法类似。

浚县大石佛比龙门最高大的卢舍那佛高5米，是中原地区最高大的佛像。那么，这尊大像是什么朝代雕凿的呢？

现在，可以找到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明代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张肯堂修、黄恪纂的《浚县志》为代表，认为是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的文物。张肯堂修的《浚县志》今已佚，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浚县知县熊象阶编纂的《浚县志》引述说：“《张志》：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镌岩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张氏之说必言之有据，可惜他没有列举出这些证据来。

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在丹巴墨尔多寺庙考

另一种是1956年到浚县搞文物普查的同志提出的唐代后期说。他们写道：“大伾山东山坡天宁寺内大佛崖露天造像，高约27米，有二层楼阁掩体。造像风格浑厚，衣纹细致，胸部半袒，面丰满，初步推测为唐代后期遗物。清时重加妆塑施彩”。近来有的同志撰文指出：“就其造像风格和周围环境看，很可能营造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晚不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即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说”比“后赵说”晚出三百余年。“唐代说”否定“后赵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依上述引文可知，一则曰：“造像风格浑厚，衣纹细致，胸部半袒，面丰满”。但既然承认“清时重加妆塑施彩”，那么“风格浑厚，衣纹细致”之类就很靠不住。另一则曰：“就其造像风格和周围环境看”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文物，更加难以使人信服。

“后赵说”和“唐代说”相差四百余年，不可不为之一辨。笔者于1974年11月和1975年1月两次作实地考察，发现五代后周碑一通，有力地支持了张说。

1983年春，浚县文管会任思义同志致函笔者，他们又找到明碑一通，亦可论证张说确实有据。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所立的《大伾山天宁寺重修三殿碑记》中云：“畿南千里而遥，山惟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年余，其兴废几几……”自公元1559年上推千二百余年，正是十六国后赵时期。

关于五代后周之碑，较之天宝末年仅二百年，尤有详考之必要。此碑即曾保存于天宁寺院内的《黎阳大岯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该碑已残毁大部，今仅见残石两块，保存于县文化馆库房中。其一，残高69厘米、宽82厘米，是碑首的一部分，残存有“大岯山寺之记”及“今皇帝”等若干字。其二，残高108厘米、宽55厘米，是碑的结尾部分，有“大周显德五年岁次戊午”等字，原碑座尚存，长106厘米、宽45厘米、高35厘米。

此碑虽已残毁，所幸录文收入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一中。王昶说：碑文撰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立碑于显德六年七月，撰文者是节度掌书记马去非。

下面，我们对此碑文略加探讨。

碑云：“今皇帝君临区宇，子视黎元。虑一夫不耕天下有馁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寒者。向乃颁行天命，条贯僧居。有敕额者存，无敕额者废……”这是指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公元955年）曾下诏书曰：“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

碑云：“大岯山者，上摩乾象，下压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诚为壮观；南夷门而北大魏，最擅繁华……遐重昔人，能擢胜境。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日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隈合璧。或孤鸿夜至，移雁塔而自□方；六出朝飞，拔雪山而归此处。神功捧护，巨灵措手以难开；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俯瞰危峰，类投崖于今日。不待龙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济陈根；何须虎啸幽岩，我有慧风而吹昏垢。潜施殊福，溥及群生。”

这段文字，毫不含混地指出，“大岯山寺”的主佛是一躯就山雕刻的巨大石佛像，所谓“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即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