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与尽孝道：房山石经雕刻的原动力(2)

二、尽孝道：唐辽官民僧尼石刻《大般若经》的主旋律

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唐辽石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近900条题记的研究，初步得出了这样的洞见：佛教的中国化，与儒家的尽孝伦理水乳交融在一起，解决了一个儒家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社会问题。

佛教经教的祭祀化

东汉末叶与蜀汉之际的四川佛教，是民间道教化的产物，即把佛教作为祭祀亡灵的工具，这与洛阳皇族佛教的信仰不同，皇族佛教是把佛陀与黄老并祀，祈祷现实幸福生活。

在西晋时期，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经典。内容主要记述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即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用天眼通看见自己的母亲堕在饿鬼道，骨瘦如柴，日夜受饥饿煎熬。目犍连看到母亲遭受如此痛苦，赶紧以钵盛饭，供养母亲，但他的母亲吃饭时，饭却化为炭火。于是，目犍连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解救之法。释迦牟尼佛指示目犍连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三宝，蒙圣僧的无量功德，就能解救七世父母出三恶道。目犍连依教奉行，于当日设斋供僧，果然他的母亲脱离饿鬼道，上生天界。后来，这部经典成为汉传佛教为逝世的父母及其亲人做经忏佛事，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源头。在此理论指导下，逐渐规范成《慈悲道忏法》，成为祭祀祖先，超度亡灵的经忏仪轨。

《慈悲道忏法》，又名《六道慈忏》，简称《梁皇忏》，有“经忏之王”之称，是宝志禅师根据梁武帝的御旨制定的，并在天监四年（505）农历二月十五日在镇江金山寺举办“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简称“水陆法会”），由历史上著名的僧祐律师宣读仪文，标志着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这种祭祀佛教，影响到辽代佛教。

2、唐辽民间石刻《大般若经》的祭祀化

唐辽石刻《大般若经》，自唐天宝元年（742），范阳县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开始，到大契丹国重熙十年（1041）止，长达299年。在这299年时间里，唐辽官民僧尼发起的石刻《大般若经》运动，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祷现实幸福和祭祀祖先。

（1）官宦人家所刻石经。

官宦人家造石经的目的主要有：

①祈祷现世平安；②为上司祈福；③祭祀亲人；④殿后工程。

（2）民间所刻石经。

这种民刻石经的目的主要有：

①祭祀父母；②民间社团所刻石经。这些民间社团，基本上都是商业集团，目的在于祈祷生意兴隆。

（3）僧尼所刻石经。

这种僧尼所刻《大般若经》的目的主要有：

①超度师僧；②超度父母；③自愿发心造经；④祛病。

三、结语

刻造房山石经，在唐代是静琬比丘尼面对北周武帝灭佛的政治运动心有余悸，认为隋唐之际的佛教处在末法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护教心切，为了不使佛教经典毁于战乱和灭佛的政治运动，发起石刻大藏经运动，而民众则从儒家尽孝道的社会需求出发，积极参与其中。到了辽代，稍有不同，即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佛教护国的角度参与其中，与民众的尽孝道的社会需求凝聚在一起，完成了600卷《大般若经》及其绝大部分经典的镌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