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3)

三、走出困境的四项建言

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当前佛教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着窒碍。笔者在此重申十年前提出的“广义佛教教育圈”，试图为对治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局，提供一种理论思考的模型。

佛教教育圈的运转可概括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收缩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

将上述十六字方针展开，即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作重大调整，可概括为四句话：开源分流，公私兼顾，因材施教，名实相符。

四、成立佛教教委有无可能？

十年前在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当初成立的本意是一个起规划、评审、咨询、协调作用的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教材编审委员会”可以说是从近代基督教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之前身）获得灵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二个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自上而下的“公办”形式在实践中证明无效时，能否考虑以自下而上的“民办”形式，然后再以“公私兼顾”的方式，重组一个由全国佛教教育单位共同参加的权威机构：“中国佛教教育委员会”？

笔者在《关于协调中国佛教教科书出版的建议》和《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中，对于这个机构的具体运作已有论议，现再整合为以下意见：

（一）展开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

这个调查包括现有佛学院和研究所，拟议中的居士教育，亦可延伸到世俗大学的佛学课程和人才培养。调研内容为各种佛教教育形式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需求，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以及海内外佛教图书和教材的出版情况等三个方面。

（二）举行教学研讨活动

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强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结合重点学科的建设，由“教委”出面主持，每年寒暑假在各佛学院轮流举办教学研讨班，时间从半月到一个月不等。聘请海内外、教内外公认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主讲，学员主要为各佛学院青年教师，并向主办学院的高年级学员开放。不搞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讲座，在佛教概论、中印佛教史、各专宗专论和基本经典上，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进行讲授和讨论。每次解决几个教学难点，每次都使学员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几年下来，可以使现有的师资水平提高一截。这种研讨班又同重点研究项目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实践上去。现场录音录像经出版单位剪辑制作，可发行到各教育单位。同时在各佛教刊物上开辟“佛教教育”专栏，对教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逐步过渡到创办一份《佛教教育》，成为全国各佛教教育单位的共同园地。

（三）主持、评审、委托课题研究

主持重大课题研究，“重大”者，指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当前最急需的基本资料，工作重点在“重”而不在“大”。由上述课题再派生出大量中间成果和分枝课题，以评审、委托研究的方式吸收教内外学者参加。

（四）组织教学考核与人才考评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这三类佛教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涉及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适用于宗教、政治、学术三种标准。学制不同，办学力量又出自不同方面。需要有一套权威的考试制度和相应的题库。现在，可以先从“译场讲学”和“专业院校”这二类模式入手进行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寺院，形成一个良好的佛教教育内外部环境，才能对佛教教育的终极宗教目标，真正起到烘托和拱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