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仪明：论慧思对禅宗创立的作用与影响(1)

编者按：慧思大师作为天台宗的二祖已为世所共知。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徐仪明从早期禅宗的创立开始研究，提出历史上达摩初祖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并指出其真实人物系慧思大师。从而探讨了慧思大师对禅宗的创立所起到的作用和重要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徐仪明

慧思（515－577）作为天台宗的二祖已为世所共知，而其对禅宗创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虽然前人有所论及，但至今未见有详细的阐述，这显然既是研究禅宗史并且是研究整个佛教史中的一个缺憾与空白。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一、关于慧思与早期禅宗史的关系

在多年的学术讨论中，对达摩为初祖的禅宗谱系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不断对谁应为禅宗初祖的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有学者还指出天台宗智顗对禅宗的创立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却只字未提慧思，这就难免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因为慧思既是智顗耳提面命亲传亲教的师傅，并且还是禅宗创立的重要推动者。早在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中就指出：“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续。”圣严法师认为，所称的“南北禅宗”可能指的禅宗五祖门下的南（慧能）北（神秀）两系。道宣与中国南北二系的创始者人，为同时代的人，所言当不致有误。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智顗自己的说法，《摩诃止观》卷第一上：“智者师事南岳。南岳德行不可思议，十年专诵，七载方等，九旬长坐，一时圆证，大小法门朗然洞发。”可见智顗对其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学皆来自于慧思也明白无疑。因此，如果论及早期禅宗的创立过程而不论及慧思则是不可思议的。　　　　　　　

达摩作为禅宗初祖其受到的议论最多，首先是他的国籍，《洛阳伽蓝记》中说是“波斯国胡人”，而《续高僧传》则说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其次是他的年龄，据以上二书记载，达摩自称来到东土时已经有一百五十岁，首先是否会有如此高龄，其次以这样的高龄而跋山涉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三是关于他的身份，或谓只是一游化四方的沙门，而看不出是一位禅僧。至于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等传说，都是后人的附会，则是毫无疑问的。四是据说关于他所传佛法，即所谓“二入四行”不少学者怀疑是部派佛教的枝末之属，所以很难辨别其到底归属于古印度宗教中的哪一个派系，而其与以后禅宗的理论相差甚远则是毋庸置疑的。综上四点，不少论者都认为，达摩之行状在南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唐道宣《续高僧传·习禅传·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中的记述尚还较为朴实，愈到后来随着禅宗的发展，达摩的形象得到各种各样的神话般的渲染，愈发显得离奇和神秘。达摩之所以被认为是禅宗初祖，极有可能运用的是一种假借的方法，将另外一位佛门中的高僧与叫做达摩的外来的民间僧人事迹和传闻混合在一起，从而塑造了禅宗初祖达摩的形象，这位高僧我认为就是慧思。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慧思与传说中的达摩比较接近。据杜继文、魏道儒二先生《中国禅宗通史》的研究，达摩在华活动时间的最大跨度为421－537年，即116年，最短为478－534年，即56年。但当时的僧史，如北朝魏收所著《释老志》，历数北魏的知名僧人，也无菩提达摩其人，“或者他可能只是一个后人穿凿的人物，或者可能虽有影响于底层民众，却始终未被显贵承认。无论如何，以菩提达摩名义的禅法，是在隋唐间才开始声名高涨的”。而关于达摩与慧思的交往，唐代日僧定光所传述的《一心戒文》中有一点记载，即慧思在南岳期间，曾会见过达摩，达摩还劝勉慧思去化导日本，以至于以后有种种传说，所谓慧思转生日本云云。传说虽然难免具有附会的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其说明慧思与达摩既然是具有交往的同时代人，那么将慧思的事迹编排到达摩身上就极有可能。而慧思所传的佛法显然对后世禅宗影响深远，所以在宋僧道元撰著的《景德传灯录》中，把慧思作为禅门达人加以记载，同样是承认慧思在禅宗中的地位。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查一点史实。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中指出有五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中一个就是道宣《续高僧传》中记达摩的结局为“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此可见七世纪中叶还没有关于达摩结局的神话。而至《旧唐书·神秀传》则说：“达摩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只履而已。”此为后起的神话。《洛阳伽蓝记》记宋云事甚详，也不说他有遇达摩的事。八世纪晚年，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有敦煌唐写本），始有六次遇毒，因毒而终的神话。此亦可见故事的演变。胡适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达摩遇毒的事件在道宣《续高僧传》中是没有记载的，而是后人为了神化达摩加入进去的。但是，我们恰恰注意到，在《续高僧传·慧思传》则明确记述了慧思遇毒之事。其云：“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粗，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兴谋，谋不为害。”至于到宋代志磐《慧思传》详细记述了慧思四次遇毒的经过，或可如胡适所谓后起的故事，但至少也是参照了道宣之说，并非是无中生有。正是由于我们相信《续高僧传》中对达摩和慧思事迹记述的真实性，才会有理由证实二人遇毒的事迹虽然愈传愈详，但却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续高僧传》中的《慧思传》。由此可见，胡适所说“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的那么重要”这段话有一定道理。它说明，把作为一代高僧慧思的事迹揉进达摩的故事中，显然有助于提升其作为禅宗初祖这一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说，这一重要地位的实质则是来自于慧思对于禅宗的创立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至于慧思之所以屡次遭受下毒和迫害的，正是由于他所弘扬的禅法与当时一般的小乘禅法大不相同。智顗在《摩诃止观》卷一上说：“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一渐次、二不定、三圆顿。皆是大乘，俱缘实相，同名止观。渐则初浅后深，如彼登隥；不定前后更互，如金刚宝置之日中；圆顿初后不二，如通者腾空。”圣严法师认为，慧思本人着重禅观法门，传给他的弟子们的也以禅观为主。再说天台承受的圆顿止观，则相当于后来禅宗南宗的顿悟之说，此可从慧思所说的圆顿之义，得到解答，例如：（一）《法华经安乐行义》中说：“《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二）《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说：“妙法华会，但说一乘顿中极顿，诸佛智慧。”（三）《受菩萨戒仪》中说：“皆顺正法，治生产业，悉入圆宗。”从《受菩萨戒仪》中所谓的：“皆顺正法，治生产业，悉入圆宗”的意趣，可以明白慧思是把日常生活，全部纳入法门之内的，换言之，因为日常的行持，其自体皆能随顺于正法者，便被包融于圆宗的大理念之中。因此由慧思大师“曲授心要”而被记录成书的《大乘止观》，也就是圆顿止观了。故在《大乘止观》的末章之中，也将礼佛、饮食，乃至大小便利等的日常生活，运用作为实践止观法门的方式。所以说慧思的圆顿止观便是不共于三乘的大乘止观，此后便为中国的禅宗思想开了先河。也正是因为他当时大胆的佛学革新，才受到恶比丘、恶论师之流的嫉恨并被加以毒害。遇毒绝非寻常之事，所以道宣秉笔于史显然是很郑重其事的。至于达摩所传以“定心”和“安心”为核心的禅数或壁观，已经被不少学者认为与中国禅宗思想没有直接关系。汤用彤先生甚至说：“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也有论者指出，虽然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凸显达摩“定学”、“壁观”、“安心”的入道之途，但其禅法的实质仍然是印度寂然无为的定学。至于道宣也谈到了“藉教悟宗”、“舍伪归真”、“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类似禅宗思想的话，实在也是佛教的共性，以及达摩或者道宣受了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显然不宜视为禅宗思想的发端。笔者以为，达摩所谓“二入四行”仍未出小乘佛教一般修持的“三学”（戒、定、慧），与大乘佛教所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尚有一定的差别。而且，由于达摩的“壁观”强调出世的色彩甚浓，这与后来禅宗重视与世俗生活的密切联系，主张为使众生脱离痛苦而不离世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然而，达摩的思想既然如此与后世禅宗的发展并不一致，但为了建宗立派等方面的需要，又不能不对他加以尊崇，这样，把其他人的一些事迹（特别包括遇毒事件）加在菩提达摩身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总括以上内容，我们认为，天台宗的确与禅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要强调的是首先是慧思而不是智顗对禅宗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说，也不就认为慧思是禅宗的创始人，尽管禅宗创始人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禅宗的发展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六祖慧能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慧思大师尽管对禅宗的初创时期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也不会贸然下此断语。当然，慧思不仅对初创时期的禅宗而且对禅宗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下面再做一些具体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