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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强的午餐是赵国清准备的营养餐：胡萝卜炒肉，淋在一碗面条上。
赵国清清楚孩子的胃口，特意给他多盛了些胡萝卜片：“他不怎么爱吃肉。”
汪文强扒拉着面条，抬眼看着他前边三四岁的孩子们。
在赵国清眼里，比起之前的学生，汪文强更黏人，他经常向老师“揭发”学前班孩子的调皮行径，尽管他有时也是参与者。
“可能是没有同龄人陪伴，比较孤独吧。”赵国清叹气。
这孤独同样映射在赵国清自身。
因为不少媒体的来访，赵国清在珠山镇已经小有名气。住在学校旁的村长家给记者提供饭食，也请赵国清去作陪。
面对诸多陌生的成年人，饭桌上的赵国清有些局促，不怎么说话，也不太伸筷子吃菜。
几杯山里人自酿的包谷酒下肚，他才放松了些，黑脸泛红。
“我今年59岁，教了39年书，就快退休喽。”
珠山镇的驻村干部杨谊在他身后摇头，轻轻叹息：“年轻老师都不肯来山里，你还要教娃哦。”
没有年轻老师愿意来，这是天井堡小学面对的现实。
在宣恩县，像天井堡一样的“微小学”散布在大山里的各个角落，像一座座岛屿，与外界隔绝是常态。
天井堡附近的铁厂坡小学和茅坝塘小学，都是一个老师，6个学生；荆竹坪小学，5个学生。
杨谊想起几年前，年轻的老师到茅坝塘教书，笑着到来，哭着离开，他们忍受不了孤独。
还有支教的老师，宁愿每天来回坐几个小时的车下山吃住，但也只坚持了一年。
“一天除了学生，见不到一个人影，只能跟空气交流，咋不走。”杨谊说。
赵国清是少数坚持下来不走的人。他说他习惯了这里的宁静。
在“孤岛”活了一辈子，赵国清已经不擅长和学生、家长以外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有时要履行校长的职责。
其实这种履职，更多也只是通过电话，教学点所属片区的校长在电话里对赵国清上传下达。
去年10月，赵国清去了狮子关小学，为了给汪文强办学籍，让自己的学校还能称之为学校。
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这位只有一个学生的校长，像小学生一样斜挎着包，涨红了脸，他不知该找谁，也不知怎么开口。
未来
16:00，放学。
赵国清希望汪文强能在这读二年级，即便只有他一个学生。
如果汪文强离开了，赵国清将会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4个学前班的孩子，不确定是否留在这读小学。
“如果一个孩子都没剩下，校不成校，我就该退休了，年纪也大了。”赵国清说。
一天的课程结束，小学门口，赵国清和汪文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各自走向回家的方向。
他回头看了看汪文强瘦瘦小小的背影，忍不住叹气：“假如我的孙女也在天井堡小学读书，我应该还是教得不错的。”
赵国清4岁的小孙女，就读于30公里外宣恩县城一所幼儿园。
一个月前，赵国清的老伴带着孙女离开大山，到幼儿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方便孩子上学。
每月460元的租金，快占了赵国清工资的一半。
但这是赵国清儿子儿媳的决定。
孩子上学前，赵国清就提出过自己来教的想法，但遭到儿子儿媳的一致反对：“就你一个老师，教学质量怎么跟得上？别人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读小学时赶不上怎么办？”
没有任何争论，赵国清同意了：“儿女有儿女的考虑。”
其实他心里不服气。
当了一辈子老师，没有资格教自己的孙女——赵国清人生里唯一的成就感，正在被时代的变化渐渐消解。
“世界变化太快了。”他感慨，“我就要跟不上了。”
但他仍旧想培养出好学生，新来的学前班孩子就是他的希望。其中一个女孩，反应迅速，记忆力也不错，生字教过几遍就都能认全。
“她就算以后离开天井堡，去别的学校肯定也不会差。”赵国清有这个自信。
下了场雨，下山的路有点湿滑，赵国清搭上了一班顺风车。
前排的司机探头看了看后视镜，叫出声来：“你怎么那么面熟，是上过电视的那个老师吗？”
后座的赵国清嘿嘿一笑，腼腆地点了点头。
车很快到赵国清的家门口。这次，他站在路边不愿离去，和司机聊了起来：“我希望我在这里一天，学校就存在一天。再有就是我不在，学校还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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