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毓法师：圆瑛与太虚的新旧之争佛教改革之路何在？

中国佛学院讲师戒毓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编者按：太虚与圆瑛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但是后来两人的关系又充满了紧张，乃至最后失和。真正失和是在“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中，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圆瑛法师象征温和式的改革，而太虚大师是激进式的革命。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中国佛学院讲师戒毓法师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的太虚与圆瑛》的论文。戒毓法师对这次会议两人的失和进行简单的勾勒。

圆瑛大师（1878－1953）与太虚大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壁。圆瑛法师1929年与太虚大师在宗法农耕社会迈向国民工业社会的时代，根据自己理想实行一套对佛教健全发展的道路，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以现代的教会的模式对佛教进行维权运动。从宗法农耕社会迈向国民工业社会，加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太虚大师、圆瑛法师等，在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根据自己理想实行一套对佛教健全发展的道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承担僧人应有的责任，及历史使命，是爱国爱教的僧人典范。

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似乎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虽然杨仁山居士等进行活动，获得了苟延残喘，但在光绪二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执行“中学（儒教）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和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即所谓庙产兴学运动。其目标是要把寺庙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七充当学校教育的经费。这个庙产兴学运动至民国时也曾屡次有人主张。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就于民国二〇年（1931）曾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项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组织委员会。

面对时代的变迁，威胁寺院生存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民国元年（1912）天童寺敬安（1851－1912）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僧人方面，活跃于佛教革新运动的，有敬安、谛闲、圆瑛、太虚等人。而圆瑛与太虚的老师敬安是因反对庙产兴学来北京维权，而受侮辱在北京法源寺气愤而死的。太虚却发愿要整顿佛教界，创刊了《觉社丛书》，等佛教杂志与报纸，宣扬自己佛教改革等文章。如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等非常有影响性的言论；为了培养人才，设立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等，教育青年僧侣。提倡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而成为近代佛教改革的旗帜。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号召抗日，筹款救国。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是复兴、还是垂死前挣扎；是自觉还是对时代发展的回应；是继承还是重新认识；是当时动荡社会的一个历史缩写。

由于社会的动荡、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佛教在这样的时代下进行维护自身的生存环境下进行的一次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与评估；在国难当头，佛教界没有考虑到佛教界自身的安危，不但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共同抵抗外敌。先爱国再爱教的佛教的历史优良传统是深得我们今天学习及借鉴。今天的佛教，同样也面临的生存的压力，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今天的佛教道路呢？

但不管如何？佛教界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现代式的佛教团体，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前人在此方面探索的很多，但今天多我们而言，还是有很多借鉴与启迪的地方，而其间的碰撞，今人也难于理解。教会的功能，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呢？值此借助太虚与圆瑛二大师因缘，让我们重温佛教的现代之路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