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毓法师：圆瑛与太虚的新旧之争佛教改革之路何在？(1)

一、太虚与圆瑛原来的友谊

1905年，太虚受戒时，圆瑛在天童寺任知客，在戒堂任纠察师。由于太虚比较聪慧，受戒和尚敬安法师器重，并定点培养。圆瑛法师时常拿诗文前往永丰寺与歧昌法师切磋。正好太虚与圆瑛两人在水丰寺接触开始多起来，相谈投缘，因此“发生友谊”。

1906年夏天，道阶法师在天童寺开讲《法华经》。太虚因在阅读经文及禅宗语录过程中，许多地方不甚明了。而以善做法会著称的歧昌在佛教义理及修证的地方很难解答太虚心中的疑惑。于是太虚向歧昌法师请假，入天童寺听经道阶法师讲《法华经》。太虚住该寺禅堂，恰遇圆瑛也来听经，住在书记寮。二人在天童寺重遇，在听经之暇，两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论经。时间一久，越发觉得情志若一，意气相投。1906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为佛教“自恣日”，按规定，僧众应集结一堂，互相检举或自报一切所犯轻重不合戒律之事，从而忏悔。两人很自然地又谈及教内弊端，深感世风日下，殃及佛门。一时意气奋发，豪情顿生。于是时年29岁的圆瑛法师与年仅18岁的太虚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御书楼，“订盟换贴为兄弟，”“愿同究一乘妙法，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互相爱念，全始全终。”1907年夏，太虚再次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一同听经的一个和尚带有多种注解，太虚便借了看，对其中的《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它们证实了自己先前对经文的理解。圆瑛后来也以精通《楞严》著称，被誉为《楞严》座主。他听道阶谈起，要想了知佛法，精通教义，必须阅遍藏经，而不能只停留在某部经论上。触使太虚发愿穷到三藏愿力。当时一般寺院藏经楼所藏佛典，均束之高阁，僧侣只是顶礼膜拜。当太虚把阅藏的心愿告知圆瑛时，圆瑛当即表示，给与支持。“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就我的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而对佛教的革新之路上，两人早期可以说是并肩作战。当辛亥革命时期因推行地方自治造成占寺夺产风潮，江浙诸方长老集会上海，公推寄禅进京请愿时，太虚应召拟订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画书。圆瑛也应召来沪，准备一同陪侍寄禅入京请愿。这说明当时太虚和圆瑛与江浙诸山长老住持的目标与愿望是一致的，就是保持寺产，振兴佛教，并没有后来所显现的那些冲突。

1913年，受辛亥革命影响，太虚提出著名的“佛教革命”主张。此主张一出很快遭到《佛学丛报》及当时佛教界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或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太虚大师与国内大多数佛教长老有很多的差异。随着后来太虚大师佛教改革之路越来越激进，慢慢的有点脱离佛教的原先传统。后期又与实修为代表的印光法师、谛闲大师、冶开长老了等公开决裂。那么太虚与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也慢慢的产生差异，由于见解不同，以后两人的佛教革新之路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