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毓法师：圆瑛与太虚的新旧之争佛教改革之路何在？(3)

三、第三次全国佛教大会始末

面对又一次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中国佛教界惶恐不安，又到了一次生死存亡的关口。佛教界人士自发地开始作出反应。中国佛教会理所当然的成为反对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全国各地的佛教界上下拧成一股力量，自发地团结在中国佛教会的周围，接受佛教会的领导。大会提示“为全国佛教徒代表在未出席开会大会前，对于中国佛教会组织的使命与现前中国佛教整顿的需要应有之认识！”强调“此次中国佛教会所如今之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当然不自专为保全大家饭碗起见，无非为中国佛教的生存与衰亡问题而开此会者。”等等。

四月八日第三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开幕，来自全国的代表共五十六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执行委员28人，监委3人，大会推举了圆瑛、太虚、台源、诺那呼图克图和王一亭五人为主席团成员，可以说诸山大佬都出席了会议，太虚称这是一次“盛大会议”。太虚在大会致开会宗旨（即开幕词）说：“今天为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现在的社会在种种变化之中，因此我佛教受社会种种变化影响，亦觉得日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我佛教会能够在此风雨飘摇情形之下，由第一届、第二届而至现在第三届大会，生命能够如此继续延长，亦是很难得了。但是回顾从前种种议案，能够实现的，则很少很少！现在第三届大会，好象小孩三岁了，渐渐地的健全了，在这个渐渐长成健全的小孩子们，我们对于他是引为将来大有希望的。今天全国佛教徒大会中的代表，有蒙古、西藏、南洋、北平等处很远来的出席。此届代表大会济济一堂，这种气象已比第二届扩大了，精神已充足了，前途是有好希望的，这种情形皆因各代表抱非常的热心，所以能够如此。对于各代表之到会，非常欢迎，尚望大家振兴佛教，共同一致努力！”

太虚大师专门撰写了《由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说到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说：

邰爽秋的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作了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缘起。然以政府诸公之稳慎，及佛教同人之抵抗，未及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开会，庙产兴学运动已烟消云灭了；所以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会场上，也更无人提及如何抵抗庙产兴学运动的议论了。邰爽秋的毫无政治法律与社会实况之常识，既异乎寻常；而空言鼓煽不堪一击的情状，尤属出乎意外！然而佛教僧寺之在中国，除去真正信解佛教之极少数人外，旧学、新学之读书人阶级，则视为异端，斥为迷信；未读书之农工商妇孺阶级，于佛菩萨则一概混同鬼神。于寺院僧众，则受戏剧、小说等影响，不尊异为神怪，则鄙为奸盗！此种甚深且普遍的国民误会心理，佛教徒若未能从理论上、事实上、把牠揭开，昌明佛教的真意义，显出佛教的真精神，使大多数国民皆了解佛教于国群民众之利益，则对于佛教寺产或兴学、或造路等运动，仍有随时发生的可能，故今犹有追述一论的需要。

三天的会议，大家讨论了不少议题，归纳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整理教规，二、设办教育，三、宣传佛教、四、保护教产、五、整理会务，六、修改会章。由于庙产兴学带来的压力，使新派僧人的力量在这次会议占了上风，大部分提案都涉及到佛教改革问题。

四、第三次佛教代表大会召开结果，太虚与圆瑛法师的失和

第三次佛教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佛教界内部带来了团结，佛教改革的形势也已形成，但是其结果却是造成了佛教僧团的分裂。

十一日，中国佛教会开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闻兰亭来函辞职，当推举太虚、圆暎、仁山、台源、德宽、王一亭、关炯之、黄忏华为常委。下午，开第一次常务会议，圆暎来函辞职。太虚与仁山、王一亭、谢铸陈等，全部接管中佛会，移至南京毘卢寺。此外，太虚又根据《寺庙监督条例》，曾提议过组织“僧寺联合会“，也曾提出过”佛教僧寺会”的名称，“但这些皆未曾实行组织过”。

太虚驻锡南京佛会办事，按照其理想一心为佛教界谋事。五月国民会议开会，大虚发表《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认为：

一曰、建设之所基也：国民革命虽不能不经过破坏之程序，而其目的固在乎建设。

二曰、统一之所关也：中华民国完整之领土，非合各省市与蒙古、西藏所构成者耶？中华民族完整之民族，非合汉、藏、蒙、满、回所构成者耶？然藏、蒙、满皆信佛教而汉族亦信佛为多，且藏、蒙尤完全为信佛民众所居之区域。由此可知兴崇佛教大有造于蒙、藏、康、青人心之归向，而甚为民国统一之所关也。

三曰、统一与建设之大本也：统一与建设之本在全国全民族之人心能和平统一而共趋于建设之途耳。故总理注重思想信仰之统一，而高唱心理建设也。今统一中华民族以建设中华民国之大道，固在三民主义，然论者每不知三民主义一贯之精神所在，以致时有毗重毗轻于一民主义、二民主义而发生纷歧者。其实、三民主义固由一贯之精神而出。可知以佛学发扬光大三民主义之精意，实为今日统一与建设之大本也。

这时以圆暎等人辞职，诸山承认的经费抗而不缴，采取不合作运动，使会务陷于无法进行。安徽代表黄健六开始发表《黄健六居士致各方大德书》，不仅刊出，而且广为散发，他在文中指责太虚的弟子，中国佛教会执委玉慧观。

此玉慧观祖上是云南人，后移居朝鲜。日本占领朝鲜后，玉慧观回到中国，在上海经营药厂，并取得了中国的国籍。第三届中国佛教会玉慧观是以南洋华侨代表身份出席会议，故被选为执委。黄健六又致书太虚，说玉慧观被选为委员之一，“此事关系国籍问题，不得不加慎重，窃以佛教会与佛学会性质不同，如开佛时，为专门研究学理之团体，则全球人士皆应欢迎加入，无所区分。而佛教会则不能不有所区别，盖其责任在管理教务，有处分庙产之权，设使外籍人加入，不特与国家法令抵触，即监督寺庙条例，亦明白规定各庙住持以中国人为限。住持尚有限制，况委员乎？

黄健六指责太虚庇护玉慧观，会议选举为不合法，实际上是要“建议中佛会移沪办事”。

正是由于黄健六的所为，“挑起教内之斗争；报章腾播，引来俗间之非毁。致令已认之半数经费，抗延不缴；议决之会务僧员养成，设办莫从。百事阻挠，群凶肆扰。不惟口吐刀矛，上摇监察院之听；直欲身为屠脍，下挟流氓帮之威。弟兄反目，邪外快心。”旧新两派的矛盾由公开化，太虚在《申报》上刊登的《启事——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退出了中国佛教会的活动。

6月14日，上海部分执委，以协和挽留名义，在上海功德林召开第三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王一亭居士提议：请辞职各执监委员一致挽留，请求复职。议决通过，去函敦请。王一亭居士又提议：中国佛教会在南京设立会所，上海仍应设驻沪办事处，并于四届大会提出追认。议决京会请太虚法师、谢铸陈居士主持会务。上海设驻沪办事处。常会由会召集，或即在上海开会。公推圆暎法师暨王一亭居士为办事处主持，有事开会公议。又公推钟康侯居士为本会驻沪办事处秘书长，每月致送车费五十元。但是新旧两派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权利的追逐不可能有妥协，几十年后印顺法师在编撰《太虚年谱》就指出，“此非协议挽留，实乃偷天换日，弃京会于不问。大师佛教会之工作，完全失败。圆暎为江浙诸山丛林、名流居士所拥戴，以反对佛教之革新，大师与圆暎间，乃不可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