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背景下圆瑛大师的僧伽教育改革(1)

圆瑛不仅是是中国教佛界的最高领袖，著名的爱国高僧，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专就其在教育上的建树做一尝试性分析。

一、中国近代教育与庙产兴学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适应统治需要的士大夫阶层，教育内容是以儒家道德礼教为核心的伦理纲常，强调道德方面的重要性，通过科举取士向莘莘学子灌输一些道德仁义方面的信条，教育被异化了。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士人绝大部分都死守书本，正如魏源所批评：“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字。”

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国势江河日下。出于挽救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出向西方学习之主张。于是，中国近代教育开始了。

按照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的说法：“宗教政策的形成，不外两个因素，一为当时特定的状况必须如此；一为传统政策的延续。就清代以来的庙产兴学政策而言，正是上述双重因素的结合。”

通过教育培养新国民，实现民族复兴已成为当时人的共识，但如何实现之，先贤设计了很多不同方案。一些执政者决定拿庙产开刀，佛教界面临一场命运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教育与近代中国佛教的命运被紧紧地拴在一起。

二、以圆瑛等为首的佛教界应对庙产兴学与培育新国民的对策

1、成立维权组织、形成核心、共同策划，影响上层改变政策

1904年，朝廷下诏征用寺庙的财产建造学校，以敬安为首的高僧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由于得到朝中许多佛教信徒，特别是肃王善誊的支持，1905年4月12日，朝廷下诏各地方政府保护所有寺庙，风波平息。

1908年秋，辅佐寄禅长老，力拒日本伊藤等人的不轨图谋，呈文浙江巡抚聂仲芳，请自兴僧学，组织僧教育会。

1912年11月初，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敬安北上进京，与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杜关交涉。但被杜关嘲笑和侮辱，气急攻心而逝。敬安以死抗争事件，经杨度、熊希龄等将此事告诉袁世凯，并晓以利害，使得保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小安

1912年，圆瑛大师筹划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入京请愿护教。

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再次掀起“庙产兴学”风潮。而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南京政府只好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

2、用佛教办学应对庙产兴学

圆瑛大师除了创办僧伽教育外，还创办了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和国民普通教育。他认为无论自己创办的哪一类教育，都会是一剂救世良方。开佛教办教育之风，用自己的办学实践应对政府主张的“庙产兴学”。

第一、孤儿教育

1919年2月在宁波接待寺创办宁波孤儿院，自任院长。对无依的孤儿兼施工读。各省佛教界闻风，相率仿效。

1924年11月，圆瑛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创办慈儿院，与乐拔苦，专取无依孤儿施以教养，陆续收养孤儿二百余人。至1947年为止，慈儿院共毕业18届，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

1933年上海市佛教慈儿院开幕典礼，他亲自参加予以支持。

圆瑛大师还在创办古田救济院、育婴堂等一系列善举。

孤儿院不是收容所，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大师的指导下，工读并重，教养兼施，成绩著者，几年内培养了200多名于社会有用的人，名传江浙。

他本着菩萨利生的精神，积极创办孤儿院。给孤儿施以教养，予以安乐，衣之以衣，食之以食，课之以学，授之以艺，造就其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你成人后，得有独立生活之能力，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此慈儿院所由立也。

第二、国民职业教育

1917年5月圆瑛法师兴办福建泉州安海（龙山）职业学校。各省佛教界闻风，相率仿效。

第三、国民普通教育

1917年2月圆瑛大师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后，就在浙江和福建建立四所学校：浙江宁波普益第一小学、普益第二小学、镇海僧立国民学校。1946年，建立福建古田端浙小学。

3、通过僧伽教育，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僧侣素质，以应对形势变化

1909年9月，率先在宁波名刹接待讲寺内创办佛教讲习所。1919年办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1929年办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1937年办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1938年，办了槟城佛学研究会。1945年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培植了许多现代佛门杰出僧材人师。1948年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井办有“楞严专宗学院”，培育了人批僧才。

圆瑛大师的佛教办学实践探索了一条有效应对“庙产兴学”和解决“培养新国民”，并把二者有机结合的途经，实现了在动荡时期保存佛教和培养新国民的双重目的，并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