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背景下圆瑛大师的僧伽教育改革(2)

三、圆瑛大师的教育思想、实践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地位

圆瑛大师的佛教办学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中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1、近代教育的实践家

关于与传统科举教育相区别的近代教育，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等有过许多阐述，总体而言属于资产阶级教育的范畴。在将新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圆瑛大师身体力行。他利用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创办了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国民普通教育、僧侣教育等，把许多近代优秀教育家的教育主张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特别是孤儿教育和僧侣教育，填补了当时教育事业的空白。他是一个很独特的近代教育实践家。

2、丰富和提升教育目的

圆瑛大师对近代教育的理解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发展；并对不同的教育目的进行了细化。如孤儿教育是针对当时战乱、灾祸、贫穷造成一大批孤儿，腐败的政府和疮痍满目的社会未及去消化他们自产的苦果，如不办孤儿院，孤儿在无助的情况下，要么沦为乞丐、要么饿死，或者侥幸长大了也因“无资身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因此，“施之以教，予以安乐，衣之以衣，食之以食，课之以学，授之以艺，造就其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俾成人后，得有独立生活之能力，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此慈儿院之所由立也”。

3、进一步拓展受教育面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次强调教育贵在普及，“让人人都能读书，才可说是普及教育制度”。陈独秀认为新教育应该使“生活上人人都能享用”，“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进校。［31］陶行知旗帜鲜明地倡导“大众”教育，反对“小众”教育。为此他先后开展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实践活动。

圆瑛大师深知国家养育人才的重要性，也提出“国民必须施以教化”。并将教育对象细化为国民普通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孤儿教育、僧侣教育，特别是兴办孤儿教育和僧伽教育进一步拓展了受教育面。

4、在教育管理机制上作出有益尝试

第一，教育主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厉行教育之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同时，《宣言》还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 李瑞清认为办教育是匹夫有责的事，不能只仰赖执政者。

第二，教育制度。李瑞清在《与某君书》中，陈述了他对编辑教科书及教育制度的一点意见，认为所谓国民教育，现止定四年，此四年中，所有国民知识，皆须完全付予。又当斟酌此四年中，应识若干字，方能够用何种知识，当于何种书中输入，皆须先为筹划也。

第三，教育方式。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用生活来教育，给生活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圆瑛大师对所办的孤儿教育和僧侣教育一般采用“工读并重，教养兼施”

5、近代教育中国化问题上的创新

圆瑛大师对教育中国化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创新，如孤儿教育背景，战乱、灾祸、贫穷造成一大批孤儿，腐败的政府和疮痍满目的社会未及去消化他们自产的苦果，圆瑛大师把目光投向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如不办孤儿院，孤儿在无助的情况下，要么沦为乞丐、要么饿死，或者侥幸长大了也因“无资身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圆瑛大师说“对于教旨、对于社会、反复三思，则建设佛教孤儿院势所不容缓也”此外还有僧侣教育的创新也很突出。

6、取得巨大成效

综之，圆瑛大师的办学是在近代庙产兴学的大背景下，出于护教兼培养新国民的目的，把之与近代教育、培育新国民相结合，开佛教办学之先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行之有效的实践，取得巨大成效，具有深远意义，对当前之社会办学主张也有某种程度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