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宗教仪式保护环境：揭秘泰国“树木剃度仪式”(2)

“佛教生态学”的兴起

亚洲是否提供了一种有关环境及其保护途径的“精神启示”？亚洲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宗教传统的大杂烩，尽管它们并不归属于同一种哲学框架。虽然通常归类于“东方哲学”的类别，但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道教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儒教等传统依然在生态原则领域存在显著的区别(Callicott 1987; Rolston 1987)。此外，某些基于万物有灵论或者被描述为“少数族群的”“小”(所谓“小”，是从其地理范畴上说的)流派因其能够保留或者再造乡土生活方式而尤其生机勃勃，对于它们的定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那些通常起源于城市的“大”流派。在这些多元化的流派当中，佛教由于其在围绕生态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中所占据的地位而显得十分突出。目前，很多人坚持认为佛教“天然上”抑或“从原教义上看”就是一种生态宗教(例如，Hunt Badiner 1990, p. xiv; Batchelor and Brown 1992, p. xiv)，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即便不同意上述观点，也将佛教视为针对当今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的一种可能来源。

1973年，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rnst F. Schumacher)发表了一本名为《小就是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的小书，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源于佛教精神原则的建议，并试图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人性化”。随着这本被广为探讨并开启了“佛教经济学”的著作的出版，人们就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许多其他的领域(商业、政治、社会团结，等等)的运行提出了种种“佛教的”修正意见。尽管“经济的佛教”尚未带来预期的革命，但“绿色佛教”似乎与21世纪初的现实议题更加同调、更有关联，这些议题源于定期举行的重要国际峰会所关注的迫切环境问题。我们能否将此视为佛教与生态之间存在显著联系的证据(Dasilva 1990)？乍一看，或许是。事实是，“生态的佛教”是在西方城市社会中开始兴起的，在那里它引起了很大的知识兴趣。自19世纪晚期兴起以来，这一运动尤其以20世纪50、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为特征，后者的“野兽派”和嬉皮士文化深受东方精神理念的影响，并将这些理念转移到从根本上是西方人的关注点上来。② 20世纪60年代，作为这一领域先行者的北美诗人与散文作家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利用佛教来发起对生态的思考。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新时代”(New Age)运动及其东方学研究也与较晚近的佛教环境主义的滥觞同时出现。对于佛教环境主义来说，根据噶举派的理论(任何行动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都与其结果相关)，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将产生于与人类属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相关的责任感。这种环境主义尤其在北美被有效推动，它于20世纪初叶悄无声息地展开，在20世纪50、60年代得以全面展现，在80、90年代成为一个独自的理论领域(Johnston 2006)。从此之后，通过一场两重性的运动——一方面，这场运动是世俗的，发生在某个市民社会之中，向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治理与管理发起直接挑战；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具有宗教性，引导僧侣制度秩序放弃其惯常的(规范性的)出世做法，参与到保护大自然的行动中去——佛教无论在亚洲抑或在西方都被引入到种种生态倡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