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宗教仪式保护环境：揭秘泰国“树木剃度仪式”(3)

佛教是一种“生态友好型”宗教吗……

在当前所有获得“生态友好型宗教”地位的候选者——确实数量很多——当中，佛教似乎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之一，或者说至少是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候选者之一。至于生态佛教的支持者对佛教能够就环境挑战作出回应的希冀，如果就近期围绕该议题的相关文献做一次简要回顾，人们就会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怀疑：英国先前的小乘佛教僧侣——克里斯多夫·蒂特穆斯(Christopher Titmuss)援引了他在1994年出版的《绿佛》(Green Buddha)一书。与此同时，佛教导师阿库帕(Akuppa，来自英国纽卡斯尔)于2004年发表了《佛教引导拯救这个星球》(Buddhist guide to saving the planet)一书，2010年又出版了《拯救地球：一个佛教徒的观点》(Saving the Earth: A Buddhist view)。因此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毫不奇怪：在西方世界，应将佛教列入新的“环境哲学”之中。在蒂特穆斯与阿库帕践行佛教的同时，这一领域还因依据对佛教经文的详细学术解读展开的研究而得到丰富(Kaza and Kraft 2000; Tucker and Williams 1997)。

当涉及到古代文献与当代议题的比较时，主要是在同一神论宗教流派的对比中，佛教对生态学的贡献最为明确地体现在其道德资源(戒)方面。据说，由于犹太—基督教流派坚持二元论，因此它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持两分法的观点；然而与之相反，作为坚持非二元论的东方传统的佛教则据说是基于这一关系的连续性。就为环境保护主义伦理提供资源而论，按照其宗教哲学的主张，“佛教生态学”(常常与“东方生态学”相混淆)在自我的本质、个体的本体论以及个体与环境的(不只是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与那些一神论宗教流派是不同的。佛教的路径被描述为是“整体性的”；其神学支柱中的两个是相互依赖性(十二因缘)和利他主义(慈悲)。由于其强调世界与生活领域中的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且变成了相互联系)，尤其突出怜悯心、非暴力(不杀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因此佛教表现为一种——至少有可能是——环境友好型的精神形式。佛教的非二元性据说是建立在自我与世界、个体与宇宙、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连续性原则之上，即便(或者说因为)这些对偶双方都是物理意义上的集合(五蕴)，其恒久性和本质(我)都是虚幻的。根据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哲学家的说法，所有具备感觉能力的存在都有着相同的神圣潜能，这种共同的品质意味着个体、社会与自然都包括在同样的总体观念之中，都服从于无所不包的宇宙法则(佛法)(Kaza 2000)。但是，宇宙本身是不变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佛教这种以拯救作为精髓的宗教提倡一种“觉醒性”禁欲主义(菩提)和出世(寺院修行禁欲主义)。就此而论，如果说佛教具有一种生态学视角，那么它主要是与宗教精英(禁欲的和尚，或者说佛教信徒总数的1％)有关；它折射出一种促成生态“意识”的(超脱的)存在的美学，就此而论，它体现的是道德的生态学以及随后的社会的生态学而非自然主义(物理主义)。从这种观点看，学者(和佛教活动家)乔安娜·梅西(Johanna Macy)谈到过佛教实践中的“自我绿色化”，这种实践源于对人是全球生态体系一部分的智慧认识(Macy 1990)。通过将关于自然的“佛教观”的特征归纳为“以生态为中心”(尊重自然秩序)，以区别于据说是“以人类为中心”(以损害自然为代价，将人类置于特殊地位)的“西方自然观”，斯旁塞尔等作者画了一条具有象征性的地理边界：前者，即“东方观”，据说更有利于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相反，后者，即“西方观”，据说已经成了生物多样性恶化的一个因素(Sponsel and Natadecha－Sponsel 1995)。在这种关于负责任的生态学的“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地理分布中，东方社会因此胜出，尤其是凭借其宗教体系的生态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