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宗教仪式保护环境：揭秘泰国“树木剃度仪式”(9)

结论

在思想上表面的同质性之下，佛教环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生态实践的混合体，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生态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以及由国家所推行的旨在保存与保护环境的政策的影响。在这方面，佛教传统中(当前十分引人注目的)的生态思潮不仅凸显了宗教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也凸显了一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目标上都具有政治性的行动主义的样式，尽管其在亚洲与西方之间的背景下存在清晰的差异。因此，关于宗教生态学的讨论不能回避对文化形式的探讨，这些文化形式维系着那些宗教以及施加在它们之上的实践约束。或者说，虽然佛教经院哲学中的某些元素或许会产生生态上给人启示的诠释，但是事实证明实际的实行要更加复杂。此外，除了那些拥有重大社会与政治影响力的组织所追求实行的倡议之外，佛教的生态价值观对地方以及国家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尚远远不及生态型佛教徒对其所寄予的希望。

因此，正如哈里斯(Harris 1995)早就指出，作为一种与全球性意识形态潮流相协调但是也是缘起于地方性议题的再造物，生态型佛教的地位折射出一种具有两重政治性的生态观。首先，生态型佛教受到意识形态标准的塑造，这些标准的采用受到政治力量(北—南关系、殖民与后殖民关系、与全球体系的一体化等)的制约。其次，不仅通过佛教自身的参与，而且通过支持它的行动者的活跃行动，生态型佛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从这个术语的广义上说)。因此，“绿色”佛教同时是一种已经政治化和正在政治化的运动，尽管佛教矛盾地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宗教，超脱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这是它朝着习惯上被称作“现代性”的事物加以调整所产生的矛盾之一。最后，佛教的例子引领我们在任何涉及宗教与自然之间已经矛盾的关系的分析中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如果说针对环境问题有着一种佛教的“态度”，那么它是一种(依据某个古代语料库)新建重构的产物，这种建构折射出了近年来的挑战(这些挑战从经验上看源于现代社会背景)。不考察佛教内部的(学术型的、社会学的、人类行为学的、文化的，等等)变种(Delcore 2004, p. 6)，对于佛教的这种生态性质，是无法讨论的。而且这种多样性妨碍了任何断定(或者质疑)存在着一种单一的佛教生态学的尝试。这种困难，因可展示的政治生态学在其中表达的背景难以确定而得到印证。在晚近的历史中，为生态和政治问题提供应对办法的主要是佛教传统(南方与北方的、东方与西方的、禁欲与世俗的、折射出现代主义参与的与遁世的传统主义，等等)，这些应对办法受到地方、全国与全球层面上的种种力量塑造。从它们自身方面来看，西方的佛教(日本人的禅，藏人或僧伽罗—缅甸人的流派)是发生于“发达”社会内部的“生态佛教”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批评那些社会，提倡由俗人、个体发起的，主要发生于地方化的私人空间(践行的空间)的生活方式变革。与此同时，亚洲的佛教(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以及亚洲北部的大乘佛教)卷入到了针对大规模工业化计划和毁林的政治抵制之中，其中，僧人们是作为公共场所集体行动的表演者参与。将佛教置于维护当今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存在着两种鲜明不同但却并非相互排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