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佛教智慧对生命与生活的启示(1)

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佛教一些人看来是古老、封建和非民主的，甚至被视为迷信。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解。事实上，佛教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支柱之一，佛陀的智慧从它诞生到现在，一直在滋养着人类，他所提供的超越常识的智慧，已经和正在为我们带来长远的利益，尤其是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恩泽了芸芸众生。早在百年之前，中国的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就向国人说明了佛教的要义：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佛教的信仰是兼善而非独善；佛教的信仰是入世而非厌世；佛教的信仰是无量而非有限。佛教的世界观、生死观和善恶观，告诫人们死后仍有无穷的苦乐，因此就不会此生暂时的苦乐而生贪着厌离之想；知晓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中，就不敢欺世盗名放纵自己，时时告诫自己行善爱仁；明白身为不死之物，就敢于成仁取义，面对苦难也不改初衷。梁启超的这些思想，基本上概括了佛教之真义，也给予我们生命与生活一种豁然开朗般的顿悟。

作为一名学习者，我觉得，佛法对我的指导有以下几点：

一、 精进，完善自我

有一次，我与星云大师聊天，问大师：男儿要用什么态度去做事？星云大师脱口而出：“要冒险。菩萨第一义就是大勇敢、大慈悲、大智慧，如果这三样东西，你缺少一样，怎么能当菩萨呢？”。星云大师的话，让我体会到佛教能给予世人的精神营养。精进，是佛教一种重要的精神，修行人修持菩萨六波罗蜜当中的一项。意思是对于善之事坚决修行，对于恶之事勇敢断弃，以勇健强悍之心，疗愈自身的懈怠，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可贵的是，佛教高僧们为了到达理论的高度，更以行动诠释“精进”的真意。从小我们就知道，唐僧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在世界早期著名的文化探险道路上，留下了许多中国高僧的脚窝。据我所知，中国的第一个西行求法的留学生叫朱世行。他是第一位史籍有传的西行佛僧，也是古代中国人摆脱传统世俗偏见，不畏路途险恶，矢志向外界和自己的毗邻虚心学习的先驱。

朱士行西行求法的时间是公元260年，比法显和尚前往印度早了140年，比更著名的玄奘和尚早了380多年，他虽然只走到了昆仑山脚下的于阗，但却修建了一座冒死求学的精神桥头堡，成为后来者的指路燃灯，他是中国第一位能用外语写作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用佉卢（qūlú）文和于阗文写下的60余万言的佛教理论大书，像羌笛那么悠长、委婉，召唤着那些认为信仰比生命还重要的壮士。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这些精进的高僧们西行求法的那一刻，无意中让我们古老的民族古老的国度年轻而更具活力，他们共同用智慧和学识滋养了整个华夏民族。

当然，不是世间所有努力都能称为精进，但是，从佛陀把精进的神韵传递到人间的那一刻起，断恶行善的努力已经贯穿在所有有识之士的行动和理念之中。

二、 观照，另类镜像

我们在镜子里会看见一个与自己相同的“我”，镜子里的我们可能是成功的，衣着光鲜的，志得意满或有钱有势的，好像好日子一眼望不到头。但是在佛教生活观却是一面观照我们内心和灵魂的镜子，我们却能看到另一个自己。在佛教的另类镜像里，我们看到的自己可能是自私的、焦虑的、易怒的，总是不断地追求成功，又总是不停地恐惧失意，既缺乏安全感，也缺乏幸福感。我们所享受的是这个信息时代带来的便捷与舒适，但如果持续地缺乏内省和观照，信息就是一种灾难，人的头脑会被各种各样的娱乐、刺激、暴力、物质主义的影像所充斥，我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的连结，失去了与其它生命的连结，失去了深思死亡本质的能力，看起来生活似乎更丰富了，实际上心灵却是更为贫乏。正如宗萨仁波切所说，现代的人们甚至认为思考心灵层面的问题是浪费时间，“我们花了无数的努力，却只获得了只能今生享用的物质回报。这种生活方式难道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吗？”

好在有佛教为我们提供另类的镜像，指出了一条摆脱平庸与烦恼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去伪存真、拨云见雾的方法，这是一种完全于不同凡俗世界的境界。

对于做媒体的人来说，这种内省与观照显得尤其重要。媒体要生存，节目就要赚钱，但是偏偏有些文化价值高的节目叫好不叫座，赔钱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说，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盈利是企业唯一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尽可以挑那些赚钱的节目去操作，赚取利润，创造就业机会，上缴更多税收。但是如果用佛法观照自己，我们就会发现慈悲和善意是媒体更高的责任，因赚钱而生的苦恼，是被世俗的观念迷惑了，被世俗的知识误导了。

所以说，如实观照，我们就发现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的因，什么是解脱苦，什么是解脱苦的方法，求得圆满诸法实相的知识。我们内在的问题处理好了，就不容易被外在的东西困扰，般若之心就会生发出力量，帮助我们反思已经建构的知识，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人生的大境界也将随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