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戒律对佛教神性形成的影响及推动作用2

二、戒律对佛教神圣性的诠释

同时，在佛教信仰中，依韦伯所说“救赎绝对是一凭己力的一种个人成就”，没有任何社会共同体帮得了忙。佛教强调自我解脱，不需要外在的皈依，这是“自皈依”的真正意义。因为，一切解脱的成就，在于内心的神秘主义体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心即佛”无非表达了自性解脱的意义。僧团这种“教团共同体”的出现，在于为修道者提供帮助，监督新的修道者，为比丘提供教化、悔过与赎罪的场所；同时，僧团特别关照僧侣的举止，保持身份的“端正”。

正是因为僧伽担任着“表象”、“中介”、“模范”的重要作用，因此僧伽身份的“端正”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佛教信仰的“表达力”与佛教的“生命力”问题。所以，佛陀依“梵行久住”、“正法久住”的目的，制定戒律。“如来戒律，布在世间，若能遵用，足相纲理”。戒律成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为保证僧团和合、安乐、清净的源泉，亦成为僧人的行为规范与僧团组织的运作制度。于是，在佛教信仰落实于世间的“表达”，僧伽以其“表象”、“中介”、“模范”的三大功能，成为佛教神圣性的最主要“表达”；戒律则是僧伽神圣性的“保证”；寺院成为神圣性表达的“空间”。这样，僧伽、戒律、寺院，成为佛教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本内涵。

僧伽作为“中介”与“模范”，成为佛教的象征与表象，僧伽的信仰、道德、宗教知识等，直接影响了佛教对社会的制约能力。所以，僧伽的“非法行为”，必将障碍个人解脱，影响僧团“共同体”的形象，于是降低佛教的神圣性。所以，戒律作为佛教神圣性的“保证”，在佛教建构神圣的价值体系中，具有核心的价值。

从佛陀制定戒律开始，至中国的高僧大德，对戒律的“保证”作用，都具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才会不断提倡“以戒为师”，戒幢高树，以期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

三、神圣与世俗的“交融”与“张力”

戒律能够保证佛教的神圣性，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持戒环境，才能对提倡“以戒为师”的困难有清楚的认识。

“神圣”与“世俗”的分际是困难的，二者常常杂揉，神圣中有世俗的行踪，世俗中有神圣的因子；二者互相合作，或相互冲突，于是展现了宗教现象的复杂性。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社会中，许多事物都逃避不了经济逻辑的掌控，确实象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佛教团体或僧伽从内心或本质上建立一套神圣的价值体系，但是现实存续的考量，必须借助种种世俗的逻辑，确保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因此，在宗教组织日益朝大型化发展时，必须采用社会的主流价值，证明自身作为神圣性存在的地位。这种神圣和世俗必然交揉在佛教寺院的发展过程中，都表现神圣与世俗的“交融”和“张力”。

佛教在21世纪信息化、知识化的传播过程中，在政府不断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号召下，势必更积极地介入世俗社会，一方面善用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目前遍地开花的佛教网站，台湾的佛教电视台，以这些工具来弘扬佛法、宣传理念，增加自己的“能见度”，提升在社会中的“声望”；另一方面，亦会积极从事世俗性的事业，如医院、慈善、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必将发现佛教的“声影”。世俗性事业的增加，其目的在于增加社会大众对佛教神圣性的“制度性信任”。但是，其反面效果，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有可能导致社会大众从对“神圣性”的关注，转移到“世俗性事业”的关注。于是，对“以戒为师”的提倡必将造成很大的困难。

当然，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佛教的神圣性也连带相当不稳定，提倡“以戒为师”，这是巩固佛教神圣性的最佳手段。在“全球化”与“后现代”的背景中，佛教的走向无疑是“多元化”与“开放性”，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自由等张力都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佛教的不同诉求，于是对传统的改革、重新建构与创造性诠释，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