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1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最新文章党的文献李丹慧2014-04-14

[摘要]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Nixon)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美国、南越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Paris)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10]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Washington）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认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11]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2]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1月，毛泽东在打破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常规之后，对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松动美中关系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应：批示“照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并指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3]以此，通过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

2月初，尼克松致函基辛格(Kissinger)，指示要充分鼓励政府“探索恢复与中国人关系的可能性”的态度，而且着手在私下进行；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各组研究对华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选择的政策取向，以及价值和风险等问题，3月1日前提交报告。[14]此时，中国方面尽管因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叛逃美国一事决定推迟原建议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5]毛泽东却并没有为此终止他的战略思考，而是于2月19日指示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16]

对于中美双方政策变动的迹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觉察到了。3月22日，春水(Xuan Thuy)在同美方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告诫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决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中苏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但他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将继续这样做。[17]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尼克松这时虽然具有了走向中国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变。3月初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是月上旬，尼克松向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葬礼的戴高乐(De Gaulle)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18]可事实上，美国这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恶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松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批准“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Safeguard" ABM program)可使美国在中国的核进攻面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还进而暗示在遏制、反对中国方面，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19]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